彭德怀传健全首脑机关

健全首脑机关

　　彭德怀到军委一上任，工作就高度紧张。每天推开饭碗，走进办公室，一坐就是半天，晚上还继续批阅那些积案盈尺的文电，有时在夜间还去列席中央书记处的碰头会，往往一开一个通宵。好在他这个人在战斗环境里紧张惯了，现在这样生活也不觉得累。每到体息日，文电少了，他倒感觉不习惯了。

　　彭德怀以前在延安兼任总参谋长的时候，也是既处理军委日常工作，又参加中央的各种会议。当时的军委机关业务简单，可说是一个战略统帅部。由于各个战区的交通被敌军隔绝，中央军委对各大战区只能用无线电报下达战略意图和重大战役的方针。在延安时，军委作战部长李涛曾诙谐地说，我们的统帅部是世界第一，任何国家的统帅部都要给下属部队发军饷、发枪炮、筹调物资、补充兵员，可我们的统帅部就只发一个东西——电报。现在彭德怀回到阔别5年的军委机关，情况大为改观。军委机关在周恩来的主持下，经过3年多的建设，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全面职能的国家军事统帅部。对于全军的指挥、管理、训练、供应，特别是对于边防、海防部队事务的管理，大至国际交往，小至战士饮食、着装问题，都已集中到最高统帅部来统一决策。为了在周恩来辛勤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军委机关，使之更好地发挥全军的首脑作用，彭德怀就职后针对当时情况陆续采取了下述措施：

　　一、建立例会制度。为“便于及时解决问题、便于互通声气、便于互相统一协调”，彭德怀同朱德、聂荣臻等酝酿磋商后，在1952年10月15日举行会议。到会的有朱德，聂荣臻、粟裕、黄克诚、张宗逊、肖华、赖传珠、徐立清、杨立三、肖克、肖向荣。彭德怀在会上说：“我来军委已两个多月，许多情况还没有摸清楚，只是感觉工作异常复杂。目前我军正处在战略转换时期，我们大家对现代化军事工作又都缺乏知识，要想把工作做好，还是多采取集体研究办法较为有利。”他提议把原来不定期的办公会议改为军委例会。每周召开一次，会议内容主要是传达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和重大方针政策，研究贯彻执行的措施；讨论军队工作中某些方针政策和亟待处理的重大问题，以及各总部需要解决的全军性问题；听取各种重要情况的汇报。与会者一致赞成彭德怀的建议。这一次会议，即作为第一次军委例会，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决定黄克诚、张宗逊任副总长，黄克诚兼总后勤部长，杨立三改任第一副部长等事项。随后，各总部也仿效军委，建立或健全了各部的例会办公制度。

　　二、健全机构。1952年8月4日，毛泽东批示赞同刘少奇的建议：国家进入建设时期，由于工作繁重，需调各中央局书记来加强中央领导，同时增设某些中央机构。

　　彭德怀根据毛泽东批示精神，考虑国防建设和业务上的急需，在人事和机构上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从1952年9月起，军委先后从各大军区调进一些高级干部，加强机关领导力量。到1953年3月，彭德怀在军委例会上说：“工作忙乱的原因，是军委机关不健全，这是事实，由谁来加强呢？再从各大军区调人来，是没有希望了，现在是要用点时间，把军级、兵团级干部送军事学院学习一下，逐渐增加上来。大体上5年能解决就不算慢了。”他认为眼下要健全机构，主要是确定编制、明确职责的问题。他说：“我们的编制还没有完全合理的确定下来，军委各部门、各特种兵、各大军区的机构编制，还没有根据现在的情况搞出来，我们各机关部门，大部分是临时感到需要，就临时增加。因此有的事情还无人管，有的事情两个部门都管。”为解决军委和大军区两级机关的编制、职责，从1953年3月25日至4月20日，彭德怀请苏联顾问作了8次报告。每次他都同各单位领导人去听课。然后，在顾问的帮助下，制定出各级机关的编制和职责，上报中央。他说“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在某些问题上可以，但在军队编制上却不能以量代质。中国人多，要用在生产上，打仗还是要讲战术技术，避免枉死人。又说：“编制、职责定下来，就使检查工作有了依据。”

　　然后，根据苏联顾问的建议，从1954年起，军委和大军区实行了八总部体制。这对军队正规化建设起了积极作用，但也出现了机构庞大，分工过细，工作效率不高等缺点。通过总结经验，从1957年起到1958年又恢复为三总部（参谋部、政治部、后勤部）体制，并一直延续下来。

　　三、建立检查工作制度。彭德怀对那些工作不负责任、不深入了解实际情况的官僚主义作风，深恶痛绝。他到军委后，在首次全军性的会议上，就提出各级领导人和领导机关要建立检查工作的制度，每年至少深入基层两次，及时了解情况、发现并解决问题；发现积极分子，推广好的经验，纠正缺点，提高部队战斗力；克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

　　1952年10月24日，彭德怀主持军委例会，审议海军提出的追加预算时，发现预算做得很粗糙，当年不能举办的事情做了预算，当年不能动工修建的工程，也预算购买许多材料。彭德怀说，这不仅积压了国家资金，而且材料可能放坏，造成浪费。这类现象，不光海军如此，也是各单位的共同问题。他认为这是官僚主义在实际工作中的一种表现。由此他还批评了军事领导机关检查工作差，有的是根本不检查；有的检查不深入、不及时；有的是检查的方法不细致、不彻底，满足于召开会议，或者满足于轰轰烈烈的群众揭发，而不去直接看看实际和具体情况。海军司令员肖劲光于1952年12月15日向毛泽东报告了海军党委反对官僚土义的部署。16日，毛泽东批给了彭德怀、聂荣臻、黄克诚、肖华和肖向荣，赞同海军党委的布置。批语说：“如彭认为有必要，请在军委例会上加以讨论。作出决定。”彭德怀于12月20日主持军委例会，决定从1953年3月到5月，在军委直属部门中普遍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检查。在这期间彭德怀利用各种机会，讲解深入基层解决问题的重要性，并且抓取典型事例把这项检查引向深入。到4月15日，他向毛泽东写报告说，军委机关对自身的工作检查之后，已经组织200多名干部分头下去检查工作，由军种、兵种和业务部门领导人带队。并说此项措施将要长期坚持下去，要成为制度。这次反对官僚主义的检查，明显地提高了军事领导机关的工作效率，同时发扬了全军领导干部深入基层的优良作风。

　　50年代军委机关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工作效率，令行禁止，雷厉风行，保证了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直到30年以后，1982年军委研究领导体制改革时，还有些领导干部怀念说，30年来军委领导体制几经变动，还是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时期办事比较顺当，效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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