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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粮食(2)


  敌人发现八路军的收粮活动,慌忙提高西部地区粮价以图破坏。但敌人晚了一步,八路军在群众的积极配合下,已超额完成了收购计划。这一年,武装工作队发动群众抗征抗抢、保卫粮食,也取得传奇式的胜利。

  1942年敌人在华北计划征粮2000万石,实际完成不到十分之一。我方公粮计划为100万石——只及敌征计划的5% ,则大体完成,敌占区人民通过斗争减轻了负担,从交粮利敌变为交粮抗日。

  1943年3月,太行山区打退了敌人又一次年关“扫荡”,春回大地。

  在根据地内,一冬开展的垦荒、救灾、修渠筑堰、减租减息,给农民带来了希望。可寒冷的华北,还要苦撑到夏收,新粮方能入口。一方面春耕劳作,一方面青黄不接,缺粮的人家开始捋树叶、挖野菜。八路军总部驻地麻田和附近村庄,也常常可以看到提筐挖菜的妇女和孩子。饥饿正在猛烈地袭来。

  彭德怀看到,村党支部锄奸委员赵小泉家的晚饭是一锅野菜。村里开减租减息的积极分子会,大家饿得坐不住,彭德怀让大家躺在炕上说话,节省力气。

  这时,从敌占区和国民党区涌入太行、太岳区的灾民达25万,更加重了根据地的粮荒。社会上出现各种流言:“天旱是因为八路军不信鬼神”、“天旱是因为彭德怀压住了龙脉”。村庄里又搭起了神棚,烧香拜佛,请龙王。有的干部悲观,对抗战前途信心动摇。在无数次强敌进攻前镇定自如的彭大将军,在群众的饥饿前忧心如焚。

  一个念头在彭德怀的心头萌动了多日——由部队节省一部分粮食来救济饥肠辘辘的饥民。但这个问题关系重大,他还在斟酌,未下决心。

  彭德怀爱引用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战斗力系于胃”。八路军的供给本来就仅保持最低需要,再节粮,战士饿着肚子怎么打仗?战斗力的削弱,意味着根据地人民要遭受敌人更大的蹂躏。

  早在1939年2月,彭德怀就曾有过这样一次难于下决心的时候。那一个月,八路军只能给每个指战员发5角钱的鞋袜费,连津贴也说不上了。彭德怀十分不安,说:“我们的战士太苦了!”他和朱德、左权几次盘算,千方百计,想在3月份给每人增加5角钱的零用,仍然无法落实。到月末,彭德怀转侧通宵,第二天早上懊恼地对总部工作人员何廷一说,“各种办法都想了,还是办不成咯!”

  这次,他把精于计算的后勤部长杨立三找来一起研究。杨立三报告,机关和部队垦荒生产成绩很乐观,预计可以自给两个月的粮食。太岳太行两区以6万人计,可得540余万斤粮,约莫能给农民每人减轻3公斤粮的负担。

  彭德怀计算:“看起来数字不大,但太行区的贫农常年吃盒子饭,粮菜掺半,还有柿子、土豆等杂食。据我计算,每人每大粮食消耗量不过六两。3公斤粮就够一人维持10天,也不是一件小事。”“只是……”彭德怀沉吟说,眼下还有什么办法呢?”眼前,确实没有更多的办法了。彭德怀下定决心:机关的粮食还要减,战斗部队必要时,也须节出粮来。

  4月1日,彭德怀指示八路军总部直属队各单位,从即日起,每人每日节约1两小米救济饥民。

  4月27日,彭德怀下令总部直属队全体指战员,每人每日节约2两小米救灾。各村公所可用公粮熬粥,救济过往灾民。这样,总部直属队的干部每日口粮只合今7两,战士每天口粮也不足1斤。彭德怀规定,北方局和总部的干部每日采一斤半树叶、野菜,交炊事班与粮食掺做。

  几天之后,彭德怀再次指示,直属队不得在村庄附近采集,他带领干部攀崖越岭到仙人峰、南洞山一带寻野菜,把近处、平坦处留给群众。就是野菜、树叶,也不得与民争食。

  细心的参谋长滕代远提醒彭德怀,没经过长征的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干部,对遍山百草,分辨不清哪些可食,哪些有毒。于是,在滕代远的主持下,八路军总部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野菜展览。

  从4月直到秋收,彭德怀、滕代远、罗瑞卿等领导人,和北方局总部人员一起,每日两餐菜粥、榆叶面条,或玉菱芯、黑豆皮做的悖悖,个个面有菜色。彭德怀痔疮时发,经常便血。总部如此,太行、太岳、冀南等重灾区的领导机关和部队

  为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而牺牲的印度医生柯棣华,在他的日记中写着:“这些人即使在战争中失利也不会被摧垮,八路军吸引着人民。”3月初,八路军总部作战科长王政柱奉命回延安学习,行前,彭德怀抱着一个特制米袋来到王政柱处。米袋里装的都是金子!王政柱知道,这是打仗缴获和没收汉奸积存的190 两黄金。彭德怀郑重嘱咐王政柱把“米袋”带回延安:“这是送给中央的。”

  艰难的敌后,190两黄金可以派多少用场!但彭德怀知道,中央在贫瘠的陕北,这笔经费对中央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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