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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


  爬上山顶之后,地势反而显得较为平坦,他回头望着黄草梁上云中走马的情景,一种人在画中游的新奇之感油然而生。有人对聂荣臻说,今天是农历8月15中秋节咧!聂荣臻高兴地说:“想不到咱们在黄草梁上过八月节!”

  在这只有几户山民的大山上,拿什么东西来过中秋节呢?炊事员何万里颇有点秘招,变戏法似地找到了一点莜麦面饼和山药蛋。聂荣臻边吃边赞叹:“比月饼还好!”

  一轮壁玉般的圆月,将清辉洒满了黄草梁。或坐、或立、或卧的八路军指战员们沐浴在如银似水的月光之中。聂荣臻和他麾下的将士们在一瞬之间,仿佛远离了血与火的战场,置身于人间仙境,许多人都被这高山之巅的中秋夜景迷住了。聂荣臻和张瑞华并肩站着,双双仰头望着明月,默默无语。

  是啊,每逢佳节倍思亲,他俩又思念起丢失在上海茫茫人海中的独生女儿来了……

  ※第四十四章 在延安的日子

  路过晋绥区,吕正操和他率领的部队留下了。10月上旬,风尘仆仆的聂荣臻像一个远道归家的游子,以激动而又兴奋的心情,一头扑进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的怀抱里。他用热烈的目光,深情地注视着宝塔山、延河水和河谷两旁黄土山崖上的一排排窑洞。他被安排住在杨家岭的一座窑洞里。

  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在枣园接见了在敌后苦斗了6年的聂荣臻。毛泽东一边猛抽他的“老刀牌”香烟,一边风趣地说:“我们大闹五台山的‘鲁智深’回来喽!”闻者皆开怀畅笑。此时,6年前受命率队奔赴抗日前线的各路大军的负责人,又在延安欢聚一堂,大家都格外兴奋。聂荣臻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初步汇报了晋察冀各方面的工作,听取了中央领导人的有关指示。几天之后,他在重庆《群众》杂志上发表了《论敌后抗战》的文章。文章是以他原来写的《敌后六年之一得》改写的。文内提到:抗战6年,共作战1.74万次,毙伤和俘虏敌伪23.5万人,我方伤亡6.4万人。“一点一滴的胜利都是从一点一滴的流血斗争中得来的。”这一段话,欢乐与艰辛兼而有之。文章在经验部分增加了一条:要有赏罚严明的制度,虚心检讨成功与失败的原因。

  12月中旬,聂荣臻接到晋察冀军区汇报,历时3个月的反“扫荡”结束。

  “烽火连三月”,敌人“扫荡”的时间果然如聂荣臻所估计的那样,是几年来最长的一次。军区部队虽然歼敌1万余人,并开辟和恢复了村政权1000多个,取得重大胜利。但是,军区直属队在敌人合击的时候,也受到了一些损失。聂荣臻的一个箱子也丢失了。这只箱子,差不多是聂荣臻唯一的家当,从长征开始,他就带在身边。箱子里保存的全是些有意义的纪念品,有在红一军团工作期间保存的整编材料和统计,有报道周文雍和陈铁军被杀害消息的那张剪报,还有他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时的护照。那个护照上有沿途所经国家的签证,以及后来他去比利时、德国、苏联直到回国的签证,聂荣臻是把它作为周游列国的纪念品保存下来的。不论是在白区工作的时候,还是到中央根据地以后,他一直珍藏着,即使长征路上那么艰苦,也没舍得把它丢掉。这次却统统丢失了,聂荣臻一再扼腕叹惜。

  但是,他更为遗憾和沉痛的是军区直属队的一些人员在这次反“扫荡”中牺牲了。获悉军区为牺牲的人员召开追悼会,特地发去了唁电。

  1944年元旦、春节期间的延安,披着洁白素雅的雪装。1月7日晚,聂荣臻与周恩来、叶剑英、黄华一起,踏雪前去参加送别班威廉和克兰尔夫妇的晚餐会。班威廉夫妇是两三个月前从晋察冀到延安来的,他们准备从延安到重庆,然后回英国去。班威廉夫妇后来对此次与聂荣臻的话别,有一段观察很细致的描述:在这次晚餐席上,周恩来谈笑风生,讲了很多话,他殷勤劝我们喝一种特别的梨酒,他自己也喝了许多。聂荣臻将军则心绪阴沉,貌多思索。我们只觉得他们两位同样在真诚地担心着我们的安全,只是两人的反应不同。

  当他们快要离席的时候,周恩来的话越说越多了,但他绝不提到我们南行的事,也不提到重庆为何不打电报来的话。至于聂荣臻将军,则真的忧容满面。他在河北向我们道别时是很快乐的,因为他知道我们会再碰见他,这一次他似乎觉得我们不会再见他了。我们以最热烈的声调喊着:“在北平再见!”也引不起他一丝笑容。他将我们的手紧握在他的双手里,异常激动地说:“再会!愿上帝保佑你们!”

  聂荣臻是个重感情而又性格内向的人,要与如此亲密的外国朋友分别——很可能是永别的感情是凝重的,他担心他们一路上的安危。

  聂荣臻到达延安之后就参加了整风,而不是一下子就参加中共“七大”。

  1944年1月上旬,他3次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了晋察冀的工作。据此,由任弼时、王若飞起草经毛泽东修改,发布了《中央对晋察冀分局干部扩大会议的指示》。指出:“六年来,分局同志及晋察冀全体干部党员和在边区的八路军指战员,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创造和坚持了晋察冀民主抗日根据地,是执行了中央的路线和所给予的任务,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同时指出,在坚持持久抗战,准备与敌人熬时间方面,“还有若干不够的地方,需要我们加以去充实与改进”。“我们在思想上,还要有在最困难局面下和敌人熬时间的准备。这就需要我们避免轻敌速胜观念,要更加依靠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①在延安整风中,对6年来晋察冀的工作是肯定的,但是也提出种种批评意见。主要是批评聂荣臻有“轻敌速胜观念”。

  ① 1944年1月11日,中央书记处的指示。

  聂荣臻1981年回忆说,当时,我强调过这样的意思:战争不会拖得很久了,胜利的曙光就在前头。这个说法,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历史上大规模的战争,一般都超不过4年。一场战争要牵扯到各个方面的条件,不会拖得太久。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到1943年整整6年了。从华北战场看,它已明显地显露出衰败的迹象。它还能再拖几年呢?1943年初,我们宣传过一个口号,叫做:“迅速打败希特勒,1943年打败日本”。当然,这个口号先是根据中共中央1942年“七·七宣言”的精神提出来的。后来由于欧美迟迟不开辟第二战场,打败希特勒的时间推迟了,中央也改变了这个口号。

  但从华北的实际情况看,提出这样的口号,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不单单是为了鼓劲,还有一个准备下一步的问题。胜利了怎么办?不能措手不及呀!有的同志批评说这是“轻敌速胜观念”。什么“轻敌速胜观念”,6个多年头的战争,已经是相当持久了,哪里还谈得上“速胜”!

  聂荣臻虽然受到非议,但仍然坚持这个观点。1944年8月,当他会见美军观察组的时候,也谈论起是否胜利在望的问题。美军观察组负责人戴维·包瑞德是这样描述聂荣臻的:“他相当客观地描述了他所负责的军队和地区,一点也不讲他自己,但是对国民党过多地使用了宣传性的生硬的语言。他看上去既橡一位普通战士,又像一位彬彬有礼、举止威严的人,具有经常参加社交活动者所具有的严谨作风。”

  “包瑞德上校”,聂荣臻望着这位戴着船形帽的胖乎乎的美军校官,从容不迫地说道,“从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算起,已经快3年了;如果从卢沟桥事变算起,日军在中国打仗已经有7年了。他们漂洋过海,在异国作战,困难是很多的,从各方面看,已经非常吃力了。在希特勒快要灭亡的今天,难道他们还能单独坚持很久吗?”①“不,将军!”包瑞德不太相信聂荣臻的话,“日军正出动几十万人,争夺从河南到广西的大陆交通线,而且进展相当顺利,特别是在东北还有约50万精锐的关东军没有使用。日本人还可以打下去,战争还要再拖一段比较长的时间。难道不是这样吗?”

  ①《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3月第2版,第5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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