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民回忆录第六章抗大抗大，越抗越大(5)

第六章抗大抗大，越抗越大(5)

　　日寇的铁蹄踏破了华夏金瓯，也踏碎了海外赤子的心。抗战爆发后，许多华侨抗日救国团体纷纷成立，许多华侨青年学生走上街头，进行抗日宣传、募捐、义卖，成千上万的爱国侨胞慷慨解囊，一笔笔捐款汇回了祖国，到一九四〇年五月，华侨捐款己达六亿元以上，而且还捐赠了大批医药、寒衣和各种物资。但是，许多华侨青年并不满足于在物质和精神方面支援祖国抗战。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一批又一批的华侨青年组成“华侨战地服务团”、“华侨记者团”，返回祖国，直接参加战斗；有些华侨青年则结伴回国，投奔延安，进入抗大。马来亚吉隆坡华侨青年陈明一九三八年四月告别了父母和未婚妻，与同学陈人颂一起回到祖国，投奔延安抗大。

　　林有声、白刃、李金发、陈耕国等华侨青年学生，于一九三八年五、六月间，邀集了八个同学，从福建集美中学绕道香港到了广州，找到八路军通讯处，要求进抗大学习。开始时，通讯处的同志耽心他们吃不了苦，就把路途的艰险和延安的艰苦生活如实告诉他们，请他们考虑。其中三个同学犹豫了；而林有声、白刃等五个青年很坚定，一九三八年八月到了西安，步行八九天来到延安。

　　当时到延安的知识青年很多，容纳不下，抗大把他们分配到第五大队，他们在延安只住了十几天，马上随第五大队行军到了甘肃省庆阳镇，参加修建校舍的劳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第五大队奉命挺进敌后创办第一分校。他们又跟着行军，冒着严寒，再次通过敌人的封锁线，直到一九三九二月抵达太行山区的长治、潞城一带，才停下脚跟开始学习。这五名华侨青年，出于抗日救国的热情，又有了经受艰苦斗争锻炼的思想准备，在这半年的行军、劳动中，磨炼得更加坚强，胜利地完成了进入抗大的第一课。此后，他们在几十年革命斗争中锻炼成才，林有声曾任江苏省军区司令员；白刃成为作家，是电影《兵临城下》的编剧。

　　在投奔抗大的知识青年中，还有翟默然、霍丁、杨宪吾等一批从国外留学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其中有一个名叫黄鼐的中国留学生很引人注目。他原名黄一寰，是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之一、武昌起义的革命军总司令黄兴的儿子。他于一九三六年东渡日本留学，参加左翼学生团体，其间曾被日方逮捕拘禁，后经营救回国。一九三八年春到了延安，进抗大第四期学习。据不完全统计，到抗大学习的华侨、留学生和港澳青年，第四期有六十四人，第五期九十五人。因为华侨青年大都在抗战爆发一段时间，了解祖国情况之后才陆续回国的，由于战乱和敌人封锁，要到延安比较困难，所以，分散在各个根据地的人数比较多。一九四一年十月，抗大“华中大队”（第九分校前身）就接受了近百名印度尼西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归来的华侨青年，编成了一个队。一九四二年四月毕业后，分配到新四军部队工作。海外赤子报效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歌颂的。

　　抗大不仅有中国的革命青年，还有朝鲜、越南、日本等国家的青年朋友。他们同情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以国际主义精神支援中国革命；有的为中国革命献出了毕生的精力，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国际主义精神和英雄业绩，同样应该载入抗大的光荣史册。

　　抗大第一期学员中就有参加我国土地革命战争的朝鲜老同志武亭和越南老同志洪水，第四、五期国际友人更多，有朝鲜、越南和日本“反战同盟”的国际友人二十六名，如第四期有张振光、李铁重、郑文珠等朝鲜同志；第五期有李根生、李维民和东北干部训练队的几位朝鲜同志；第六期有日本“反战同盟”的日本友人吉田太郎。在这些国际友人中，朝鲜同志王信虎曾任新四军的抗大第五分校教育长，他为五分校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朝鲜同志郑律成以火一般炽热的感情谱写了《延安颂》、《延水湾》、《八路军军歌》等许多经久不衰的作品，鼓舞人们为争取抗战的胜利而奋勇战斗。他创作的许多节奏鲜明、威武雄壮的歌曲、乐曲，将永留人间，永留在抗大同志们的心中。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蒋介石、阎锡山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山西发动了“十二月事变”，集中六个军的兵力进攻我抗日决死队，摧残抗日民主政权，杀害大批共产党员和抗日志士，包围、抓捕“民族革命大学”的进步师生。在此严重情况下，许多革命青年在党的领导下，奋起反击，经过顽强的斗争，奔向延安，进入抗大。如爱国青年林影等几十个进步学生，在李伯天等共产党员的带领下，分成若干小组，化装突围，通过封锁线到了延安，进入抗大第三分校。山西省知识青年崔光华、姚俊、杨季农等同志在山西军政训练班毕业后，分配到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工作，先后参加了共产党。他们在教导团团结了一批政工人员和士兵，后来，看阎锡山旧军要对他们下毒手，他们毅然带着二十几名政工人员，突破封锁线，强渡黄河，集体投奔延安，进入抗大。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打着抗日的旗号派人到四川成都招收了一百五十二名知识青年。一九四〇年二月，当他们行军到达洛川时，得知阎锡山发动了“十二月事变”，在王家广、王仲时等青年秘密组织下，于鄜县（今富县）茶坊地区把特务控制起来，集体转向延安，投入抗大。并于二月十四日在《新中华报》上联合发表给阎锡山的公开信，披露他们投奔延安的真相。信中批判阎锡山说：“因为你们开倒车，我们青年就不得不离开你们。如果你们还要青年的话，你们只有回去赶快再进步”。义正词严，痛快淋漓地揭露了蒋介石、阎锡山假抗日、真反共的罪行。

　　国民党顽固派为了阻止革命青年到延安，交替使用软硬两种手段，但革命青年还是源源不断奔向延安，他们就在西安至延安途中，先后设置了咸阳、草滩、三原、耀县、铜川、中部（今黄陵）、洛川等七处关卡，拦截前往延安的革命青年和从延安奔赴抗日前线的毕业学员，把他们送往集中营监禁残杀，或者强迫他们充当特务，手段十分卑鄙恶劣。

　　一九三九年六月间，陕西省国民党省党部诡称“招待赴陕北公学、抗大青年，帮助青年赴陕北求学”，派出特务在咸榆线上，绑劫了二百多名革命青年，在咸阳北门外成立所谓“干四团特训总队”，公开扣押赴延安的革命青年。十一月问，“特训总队”扩大为“西北青年劳动营”，成为直属重庆军事委员会的一个“教育机关”。营本部设在咸阳，直辖第一总队，并于洛阳、兰州两地各成立一个独立大队。

　　一九四〇年，营本部和第一总队从咸阳迁到西安市西关外东北新村，绑劫的革命青年也增加到七八百人。所谓“干训队”、“劳动营”，实际上都是法西斯集中营。“学生”过着囚犯般的生活，稍有反抗，轻者关禁闭，重者打死或活埋。有一位姓朱的青年，因在闭禁室内唱“义勇军进行曲”，即被吊打致死。

　　对于蒋介石这些暴行，我们党中央于一九四〇年二月一日在延安民众声讨汪精卫的大会上发出《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严正地提出了“保护青年”的要求，指出：“近在西安附近有集中营之设，将西北、中原各省之进步青年七百余人拘系一处，施以精神与肉体之奴役，形同囚犯，惨不忍闻。青年何辜，遭此茶毒？”（《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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