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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胜利与挫折(1)


  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教条宗派小集团取得了党中央的领导权,从此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对党的统治。当时,“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者不了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特点,无视敌强我弱、革命不可能很快取得胜利的客观现实,错误地估计了国内外形势。他们过分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把“九·一八”事变以后全国抗日反蒋的浪潮,看作是国民党的总崩溃,从而否定毛泽东同志关于“围剿”和反“围剿”是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以及“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等为实践所证明是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提出了红军应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和在白区普遍武装工农、发动总罢工等许多冒险主张,使革命斗争遭到严重损失。在此期间,虽然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作战,也取得了一些战役、战斗的胜利,但由于“左”倾错误领导的危害,不仅未能巩固和发展胜利的成果,而且最终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

  在我们党和军队的斗争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过去,人们往往以为“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其实,“左”和右的倾向都是错误的,都曾给我们党和军队造成过很大的危害和损失。尤其是“左”倾冒险主义,拉起革命的大旗,喊着非常“革命”的口号,带有更大的煽动性和迷惑性,因而对全党的统治时间更长,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性更大。土地革命战争后期,随着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统治的逐步加剧,其危害就日趋明显。我们这些红军指战员在实际斗争中,从毛泽东战略思想所取得的胜利和“左”倾冒险主义导致的失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巧攻会昌城

  一九三一年九月,粉碎敌人第三次反革命“围剿”后,红三军团在会昌西北于都县的乐丰一带进行短期休整,整编部队,取消了红八军的番号,部队并入红五军:我们红六师改称红二师,郭炳生仍为师长,彭雪枫仍为政治委员,下属第五、六、七团番号不变。整编后,我和团长龙昌汉即奉命率红七团到安远地区开展群众工作,巩固和发展新的革命根据地。

  十月下旬,围攻我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队被迫退到吉安至赣州和宁都至广昌两线,转取守势,我军趁此有利时机在闽赣边界广大农村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或筹款、扩红,搞得热火朝天。贫苦农民欢欣鼓舞,许多青壮年农民踊跃参加红军;而地主豪绅慑于我军声威,纷纷带着家小、率其靖卫团丁逃往县城或逃往外地,负隅顽抗。

  十一月初,红三军团命令活动于寻邹、会昌地区的红三师攻打会昌城,消灭从瑞金、于都、宁都、兴国、石城等地区逃进会昌城的土豪靖匪,挖掉这一带反动势力的毒根。但会昌城比较坚固,盘踞在城内的土豪靖匪又不断得到国民党军队的空中支援,因而更加顽固,筑垒死守,红三师强攻二十几天未能攻克,主攻南门的红九团伤亡很大。二十六日,红五军首长遂令红二师派我们红七团迅速增援会昌,接替红九团攻取南门。

  当时我们红七团正在离会昌城近百里的安远地区做群众工作,接到命令后,我和龙昌汉团长立即紧急集合队伍,连夜赶往会昌。

  二十七日拂晓,我们经一整夜近百里的急行军,按时赶到会昌城南门外接替红九团的攻城任务,但红九团指战员仍在作攻城的准备,等待师工兵连挖通坑道爆破城墙后再次攻城,不肯把任务交给我们,经红三师首长的再三说服,才勉强撤下休整。我早已闻名红九团有一股顽强的战斗作风,过去打过许多漂亮仗,这次碰上会昌这颗硬钉子,伤亡虽大,士气仍很旺盛,这种战斗精神对我们红七团指战员鼓舞很大,大家都异口同声地对九团的战友们保证说:“你们放心地走,我们一定攻下会昌城,为牺牲的烈士报仇!”

  我和龙团长抵近城墙观察,从激战多日的战况分析,兄弟部队攻城虽尚未克,但守敌的伤亡也很大,已是强弩之未,所以,我们两人商量,决定先开展政治攻势,再集中火力突击。

  当我红七团作好攻城准备时,突然听到“轰”地一声巨响,接着,只见敌南门城墙一柱火光和烟尘冲天而起,敌人的城墙被炸开了一个大缺口,城楼也被震得坍塌了大半。原来,二十六日晚红三师工兵连挖通了坑道,今天拂晓爆破成功。

  “不好了,城墙被炸塌了!”哭喊声、呼叫声从敌人半坍的城楼上阵阵传来,守敌完全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这正是开展对敌政治攻势的好时机。我当机立断组织战士喊话:“白军弟兄们,你们的城墙塌了,继续顽抗只有死路一条!”“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赶快投降,缴枪不杀!”

  守敌见城墙已破,又见红军的增援部队赶到,军心动摇,不敢再顽抗,城楼上的枪声逐渐稀疏了。

  我和龙团长乘敌人火力减弱的瞬间,亲率部队一鼓作气从城墙缺口攻入城内,缴下了已经半坍塌的城楼上的残敌的枪,乘胜扩大战果,向城内街巷发展,仅二三个小时就结束了战斗。历经二十几天围攻会昌城的战斗终于取得了胜利,先后歼灭守敌八百余人,击毙靖匪总指挥欧阳琳,活捉国民党县长史丞汉。这一仗使我体会到政治攻势与突击攻坚相结合的威力。

  攻克会昌城之后,红五军又连续攻克了寻邹和安远两座县城,进一步发动群众,建立政权,组建地方武装,扩大红军,中央苏区一片大好形势。此时,我们红七团又奉命进驻会昌县的罗田圩继续开展群众工作。

  我们进驻罗田圩之前,几家较大的地方土豪已闻风带着家小和贵重财物,在家丁护卫下逃到了罗田圩西面二十多里的一座孤山上负隅顽抗,并偷偷指使狗腿子下山打探消息,威胁群众,使我们的工作难以开展。

  地主土豪盘踞的这座山是一座光秃秃的孤立石山,约二三百米高,山顶有座庙,平日常有者百姓上山祭神,香火很旺,地主土豪就躲在庙里。这座山的东、南、北三面都是悬崖绝壁,无法攀登,仅西面有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可通山顶,但必须通过一座小吊桥才能进到庙前的土埋,地主土豪就凭借这险要的地形,在吊桥头筑垒,用几支枪扼守着山道和吊桥,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我们进驻圩场的第二天,就派侦察排长带几名侦察员利用黑夜摸上了山,但敌人哨兵平时都把吊桥收起来,见他们自己的人才放吊桥。侦察排长无法通过,只得返回。我和龙昌汉团长、吴志立副团长一起到山下观察地形,大家都认为如果用部队正面进攻,一定会造成很大的伤亡,所以研究决定:只能智取,不宜强攻。副团长吴志立自告奋勇组织这次奇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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