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民回忆录第三章东渡赣江反“围剿”(8)

第三章东渡赣江反“围剿”(8)

　　我们在消灭公秉藩师时缴获了一批他们作为干粮的“锅盔”，这种用面做的大饼，小的有茶盘大，大的有小园桌面那么大，切成一块一块地发给我们的部队作干粮。可是，我们南方人吃不惯这种“锅盔”，硬梆梆的啃不动，又没有水喝，咽不下，许多人都把它丢了，宁肯饿着肚子赶路，也不吃它。

　　当时，我们还缴获了很多骡马和少数骆驼，因为大多是第一次见到骆驼，都好奇地围着瞧那“庞然大物”，既想瞧瞧又怕被它踢伤、咬伤，闹了些笑话。这些骆驼因不适应南方气候，不久都死了；北方的骡马高大、膘壮，驮得多，跑得快，但都是钉了马掌的，使了一段时间，马掌磨坏了，我们南方人又不懂得钉马掌，骡马走不动，不好用了，只好杀肉吃，非常可惜。

　　在第二次反“围剿”战斗中，由于战斗发展迅速，情况多变，当时军团到各师、团还没有无线电台联络，架设电话来不及，派通信员传达命令又恐传达不清楚，也没有时间起草作战文书。彭德怀急中生智，把军团机关的师、团干部派到各部队去传达命令。这些“干部通信员”有战斗经验，容易领会彭总的作战意图，到各师、团去，既可传达军团的命令，还可给师、团领导干部当个参谋；而且，了解情况之后，还可以马上回来向彭总汇报，真是一举三得。当时我在组织部当组织委员，五月十六日，部队在东固地区歼灭公秉藩师，立即向水南方向追歼逃敌。逃向水南之敌因其在潇龙河上架设的便桥被我赤卫队拆除，便折向东往白沙逃窜。

　　五月十七日，方面军急令红三军团直插白沙，协同红九师、十一师截住逃敌。彭总立即写一纸条：“兹派李志民同志到你处传达军事任务。彭德怀。”派我到一、三、四师传达。我骑上快马追赶快速行进的部队，先后向一师师长李实行、政委吴溉之，三师师长彭鳌、政委黄克诚，四师师长郭炳生、政委彭雪枫传达了彭总的命令，部队迅速直插白沙，消灭敌人。此后，打中村，打建宁，我也曾来回奔跑传达过命令。这种“干部通信员”的办法是彭总的一种创造，在当时通信条件差的情况下，确实发挥了作用。

　　在五月三十一日攻打建宁的战斗中，红二师第七团担任尖刀任务，进攻时遭到敌人的疯狂顽抗。七团是平江起义的老部队，战斗力强，作风很过硬。在紧要关头，七团陈政委亲率“敢死队”冲在最前面，突破了敌人的阵地，后续部队迅速跟进，攻进城去，但陈政委不幸双腿中弹，负了重伤。第二天，彭德怀得知七团陈政委负了重伤，马上把我找去，命令我立即到七团去担任政委，带领部队继续完成战斗任务。

　　下午，我赶到七团驻地，团长龙昌汉很热情地接待我。这个团原属红八军第六师，我与龙昌汉不大熟悉，这次见面，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出生于贵州省苗族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原在国民党军队中当兵，后来当了排长；一九二八年，他所在的部队驻扎在江西万载县，他受到红军的政治影响，毅然率领一个排起义，参加了红五军，由于他作战勇敢顽强，善于带兵，打了很多仗，身上多外负伤，一直带伤参加战斗，很快就当了连长、营长、团长。他虽然很能打仗，在战士中也很有威信，但为人却十分谦虚、谨慎，对人坦诚；善于团结同志，我们一起工作、战斗了二三年，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可惜他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了。

　　那一天，我们在建宁城初次见面后，他简要地向我介绍了七团的情况和这次进攻建宁的战斗情况，接着，就带我到附近的连队去看望干部、战士。

　　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干部、战士个个兴高采烈。他们自动凑钱，一个人三毛、五毛钱，凑起来打“平伙”（即会餐），买来了鸡、猪肉、粉条等菜肴，打来一两斤酒，以班为单位，借老百姓家的锅、碗，炒起菜来“打牙祭”，边吃边谈，非常热闹。大家有限制地喝一点酒，但不敢多喝，怕有战斗任务误了事。建宁城小，店辅不多，食品也不丰富，先去买菜的可以买到鸡、猪肉，后去买的买不到好菜肴，就买鸡蛋、花生或豆腐、豆腐干、笋干，凡能买来下酒的都可以，大家开怀“畅饮”，庆祝胜利。

　　我和龙昌汉也与战士们同乐，这个连队吃一点，那个连队吃一点，喝杯酒，表示个意思。我主要是同大家见见面，互相认识一下，便于今后开展工作。晚饭后不久，我们刚回到团部，师里就来了命令：“明天清晨出发，转移到宁化地区开展群众工作。”

　　第二天清早，我们红七团离开建宁向宁化进发。雨后初雾，蓝天如洗，山区的空气湿润而又清新，大家心情格外舒畅，边行军边唱歌，谈笑风生，也不觉累。两天后，到达宁化城郊进行战斗总结，庆功表模。

　　红五军初刨时期，因为部队和地方武装都急需大量武器，所以就承袭旧军队的惯例，缴获武器都奖赏大洋，步枪奖十元，轻机枪奖五十元，重机枪奖一百元。打仗时带着缴获的枪支不便于行动和作战，因而规定缴到枪以后，可以把枪机卸下来，揣在身上或放进包袱里，待战斗结束后，按枪机的数量奖钱。开始时打的是小仗，每次缴获不多，打扫完战场，拿着枪机去认枪，大多能对上号；以后，仗越打越大，缴获越来越多，矛盾就出现了。

　　当时枪的牌号很杂，有的枪机和枪对不上号，都报废了。这种奖励办法渐渐不适应形势的发展。到了第一次反“围剿”时，缴的枪、炮成千上万，不仅难以对号，而且也没有那么多大洋来发奖，奖金便减少了。第二次反“围剿”，缴枪达两万余支，需奖金二三十万大洋，哪来那么多钱呢？所以，只能是象征性地每支枪奖励二三元，以示鼓励。此后，方面军总前委正式宣布取消缴枪的奖金，用开庆功会、戴红花、发奖章的精神奖励代替物质奖励，革除了“卸枪机”的弊端。

　　这样，不仅没有影响部队杀敌缴枪的积极性，而且通过庆功活动，表彰英勇作战的勇士（当时还没有建立正规的评功制度），对特别突出的战斗英雄，授予一、二、三等“红星奖章”，从而掀起了杀敌缴枪的革命竞赛运动，更好地完成战斗任务。

　　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六月三日，红三军团第六师乘胜攻克泰宁城，军团总指挥部率主力攻克黎川，而后，与兄弟部队一起，转向蒋介石和两广军阀威胁较小的闽西将乐、顺昌、沙县、归化（今明溪）、永安、宁化、清流、长汀等广大地区，分散开展群众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中央苏区。

　　§奇兵制胜

　　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一日，正当我军在赣东、闽西广大地区开展群众工作，建立红色政权，扩大工农武装，中央苏区一片欢腾的时候，蒋介石窜到了南昌，亲自组织和指挥对我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这消息象一股风一样传到部队，广大指战员一个个磨拳擦掌，决心叫这个人民的公敌、反动派的头子亲自尝一尝人民铁拳的滋味。

　　七月一日，在我们欢庆中国共产党诞生十周年的锣鼓声中，敌人对我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开始了。这次“围剿”比以往两次大得多，兵力增加到二十三个师又三个旅共约三十万人，主力是陈诚、罗卓英、蒋鼎文、赵观涛、卫立煌等嫡系部队，由蒋介石亲自出马任总司令，何应钦任前线司令，并且带有英、日、德等国的军事顾问，配属了五个航空队的几十架飞机。他们兵分三路，以凶猛的姿态冲向我中央苏区腹地，想乘我军苦战之后未得休整的机会，采用“长驱直入”的战略，打我们个措手不及，把我军压迫到赣江边上进行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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