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民回忆录第一章我来自老百姓(13)

第一章我来自老百姓(13)

　　郑宝道被开除出校后，更是变本加厉，组织流氓帮会，包揽诉讼，横行霸道，在乡村中声名狼藉。农民运动兴起后，群众发动起来要找他算账，他赶忙夹着尾巴逃到外地。“马日事变”后，他见时机已到，便带“清乡队”返乡进行疯狂报复。七月八日，郑宝道窜到高坪，第二天，首先就抓捕了他的老师、共产党员、国民党高坪区党部常务委员邓子封和国民党左派分子、高坪女子学校校长贝星煌，并于十日，将他们两人杀害，残酷地暴尸街头、枭首示众；在抄家抢劫中，又杀害了高坪区平民银行主任胡少武。接着，他便带着“清乡队”四出“围剿”革命干部和群众。

　　我从船仓区公所回到西坑家中的第二天下午，郑宝道便亲自带了二三十名“清乡队”团丁，还带了几条狗，气势汹汹地突然从西坑我家的后山包抄过来。幸好被邻居堂亲李凤汉的母亲发现，马上来报讯，叫我赶快躲起来。

　　正巧，这天清早李石麟从双坑来到我家，告诉我外边的风声很紧，还听说我的老师邓子封、贝星煌正在高坪区公所开会研究对付时局的办法，不料突然被郑宝道率“清乡队”包围抓捕，第二天就被杀害，所以他到我家躲避一下。我们正在痛惜邓子封、贝星煌老师不幸牺牲，没想到郑宝道竟这么快就来搜捕我了。于是，我和李石麟赶紧从侧门跑出来，绕到房子东侧的山沟里分头找地方隐蔽起来。“清乡队”在我家里里外外搜查了一遍，没有找到我、就转到房子周围的山上去搜。他们咋咋呼呼、骂骂咧咧地在竹林里、草丛中瞎折腾。

　　我隐蔽了一会，看到几个外村的农民正要回家，就在他们掩护下，沿着曲曲折折的山沟迂回到双坑我的生父家中藏起来。可是，李石麟由于身材高大，又穿着白衣白裤，目标明显，被郑宝道抓到高坪坐了牢，打了屁股。幸亏他是个小康之家，郑宝道勒索他家一笔钱，让他保释出狱。他出狱后就离家到外地去了。

　　我在双坑生父家住了两三天，正巧我家要为我外甥陈绍先祝贺满月，生父就要我装扮成送礼人，陪他挑着准备好的小孩衣服、鞋帽、摇篮、糯米糕等礼品，到文家市我大姐李桂华家躲一躲。当时，因为文家市的农会基础比较好，土豪劣绅的阶级报复没有那么猖狂，形势相对比较稳定一些。

　　我在大姐家住了近一个月，顺便通过亲戚找农会干部了解一些情况。由于我急着同党组织取得联系，而且考虑到姐姐家里很穷，姐夫陈昌金以担煤到文家市去卖赚点脚钱为生，增加我一个人吃饭，生活更加困难，所以不敢在文家市久住，又返回生父家中。

　　我回到双坑不久，张运鸿就通过县委派巡视员同我联系，我认得这个巡视员过去也是小学教员，但名字忘记了。他告诉我，他是“CP”（即共产党的英文COMMVNIST PAR-TY的缩写），张运鸿要他找我联络。接着，他口头传达了“八七会议”的消息，指示我要转入地下活动，组织秘密的赤色农会、赤色工会和赤色游击队，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我也简单地汇报了这几个月来郑宝道带道“清乡队”残酷杀害革命干部、群众的罪行以及我怎样逃脱虎口的情况。

　　巡视员临走时还交代今后县委派人来联络的暗号：来人用左手在左耳轮外自上而下摸到耳垂，形成一个“C”字形的手势，同时讲：“CP找你说话。”我就可以同他联络。

　　巡视员走后，我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如同孩儿找到了亲娘，今后有了依靠，几个月来压在心上的石头落地了。可是，当时全区只乘下我一个共产党员，单枪匹马要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环境下开展工作，困难很多。回想农民运动高潮时期，我们有了强大的农会组织，又掌握了一支农民武装，虽然武器很少，但土豪劣绅见了梭镖、大刀也是要打颤的。为什么现在土豪劣绅、地痞流氓如此嚣张？为什么农民兄弟象糯米团子似地任人揉搓？当时虽然还不知道这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给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但总感到这里有问题。凭个人直观的认识，我想：关键是土豪劣绅有枪杆子，我们手里没有枪杆子，甚至连几杆梭镖也丢了。我们怎样才能搞到枪杆子呢？这一系列的问题，一直缠绕在我的脑子里……

　　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毛泽东同志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九月十一日，他亲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攻克了浏阳白沙镇；九月十六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团长王新亚在浏阳县委潘心源、刘大荣等同志的配合下攻占了浏阳城。虽然由于三团团长苏先骏、二团团长王新亚轻敌麻痹，不听毛泽东、潘心源等同志的劝告加强戒备，很快便被敌人包围、攻击，遭到严重损失，但秋收起义的枪声已震慑了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特别是九月十九日，毛泽东同志亲率秋收起义的第三团与第一、二团部分队伍在文家市会师，接着，向井冈山区进军去创建革命根据地，燃起了武装斗争的火焰，更使土豪劣绅感到心寒。所以，这段时间，我们高坪地区局势有了一些缓和，我有时又回到西坑家中住一住，除了继续与县委的巡视员保持联系外，主要是在群众中宣传秋收起义的胜利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并通过秘密串连，组织赤色农会小组，为建立革命武装、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创造条件。

　　与此同时，高坪地区的斗争形势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前面已经讲到，在一九二七年六、七月间，自称高坪区团防局长的郑宝道率“清乡队”在高坪一带血腥屠杀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犯下了滔天罪行，激起了广大群众的义愤。因为郑宝道本是个地痞、讼棍，秉性贪得无厌，他不仅杀害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也乘机四处滥捕滥杀，烧屋抢劫，勒索钱财，这更引起了各界人士包括一些豪绅在内的公愤，纷纷向国民党县政府告状。由于土豪劣绅之间本来也存在矛盾和宿怨，加之国民党反动政府恐众怒难犯，遂于九月初将郑宝道扣押，关进县政府大牢。

　　恰巧，九月十六日秋收起义部队攻占浏阳县城时，潘心源等同志为救出被关在县政府大牢里的慕容楚强等三百多位革命同志，没有时间认真审查关押在大牢里的是些什么人，打开牢门把革命同志连同郑宝道这个刽子手也一起放了出来。郑宝道出狱后本性不改，继续纠集一批流氓地痞为非作歹，高坪群众再次控告，国民党县政府迫于民愤，又认为郑宝道是秋收起义部队放出来的，怀疑他可能投降了共产党，便把他押到高坪枪毙了。郑宝道恶贯满盈，死有余辜。群众借国民党县政府之手除掉了郑宝道这条害人虫，也为牺牲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报了仇，真是大快人心。郑宝道死后，高坪地区少了一条地头蛇，暂时又平静了几天。

　　一九二八年初，公立平安第二小学校教员刘德元因事请假，请我暂去代课。我看局势有了缓和，便答应下来，搬到学校去住。没想到刚到学校不久，二月下旬的一天拂晓，国民党高坪区常备队突然出动二三十人到西坑抓我。常备队先是把我家包围起来，进了门后便逐屋搜查。我母亲还算机灵，发现敌人包围我家，赶快告诉我堂兄李风流跑到学校给我报讯。因为我已在白色恐怖下经历过几次险境，有了锻炼，所以闻讯后还比较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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