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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邓小平直接抓铁路

  怎样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是一个新的课题,只能在探索中前进。一九五八年开始的“大跃进”,是一次得不偿失的探索。在那个“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年代,处处放“卫星”,天天都有高产捷报。“共产风”和浮夸风泛滥起来,人们的头脑发热了,仿佛即将进入共产主义。

  铁道部领导层也有些欠冷静了。最初提出计划在“二五”期间修建新铁路二万公里,“三五”和“四五”期间各修建新铁路三万公里,十五年内共修建新铁路八万公里。不久,又修订原有计划,提出今后十五年内共修建新铁路十二万公里。这样过高的指标,当然不可能实现。时至今日,这个计划也仍未完成。

  不久,毛主席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我记得,我和毛主席有过这样两段对话。

  一九五八年,在去天津的火车上。毛主席、周总理等人常借外出之机,在列车上找我谈工作。毛主席直截了当地问我:“你那个两万公里铁路修得了吗?是不是把人家地方修的也算在你的账上?”

  “没问题。”我很有把握地回答。

  毛主席沉思了一下,然后说:“我看能修成五千公里就不错了。”

  我没有再说话。

  后来事实上也只修成五千多公里铁路。虽然当时高指标喊得震天响,但毛主席还是心中有数的。

  一九五九年,在北京。毛主席把我和其他几个部的部长找去。我汇报铁路工作,提出要“大办铁路”。其他几个部的部长调子也很高。

  毛主席听完部长们的汇报以后说:“你们提出要大办这个,大办那个。你们的愿望是好的。照我看,都要大办,结果都是小办。”

  他提出,要压缩空气。显然,这是毛主席经过一番冷静思考后讲的话。

  对此,我们起初领会不深,思想一下子还转不过弯来。我对毛主席关于“要压缩空气”的指示有一个认识过程。那时人们大多有一个误解,以为“左”比右好。其实“左”倾和右倾都不好。一九五六年三月曾听毛主席讲过:“过去革命经过多少年,到延安以后才找到既不是陈独秀的右倾,也不是后来的‘左’倾,而是不‘左’不右之倾。那是花了很大的代价才找到的。”于是,我就对铁道部的局长们说:“领导干部的头脑要有热有冷。领导是发动机,内燃机都有冷却装置,有了冷却装置才能正常运转。主席叫我们领导干部的脑子要有冷有热,冷热结合。群众冷,领导要鼓劲;群众热,领导要冷些,压缩一点空气。”

  这就是冷和热的辩证法。

  下面的群众已经热起来,甚至过了头;上面的领导就要冷静,要压缩空气。但是,当时已经极度膨胀的空气很难压缩下来,铁道事业和其他事业一样,只能在曲折中前进了。

  一九五八年下半年起,滕代远同志病休。从此时起到一九六五年初我被正式任命为铁道部部长前,在长达六年多的时间内,铁道部的领导工作,基本上是我以代行部长和代理部长的名义来主持的。

  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年,“大跃进”中的问题陆续暴露了出来。由于盲目下放权力,废除一些必要的规章制度,思想政治工作削弱,在铁路的某些地区,出现了治安秩序混乱、事故增多、线路和车辆遭到破坏、领导涣散的状况。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周总理向我们传达说,毛主席提出铁路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当时,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定由总书记邓小平直接抓铁路。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四日,邓小平同志找我研究如何整顿铁路工作,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铁道部要成立政治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他问我:“政治部多久搞起来?”

  “一个月左右。”我答道。

  “不行。”邓小平同志摆摆手,“三天之内就要成立,挂上牌子,你兼任政治部主任。”

  我很熟悉邓小平同志坚决果断、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我和他相识于烽火燃烧的抗日战场,当时我在冀中,刘伯承、邓小平同志在冀南。一九四二年“五一”反“扫荡”我率部突围时,刘伯承、邓小平同志还派一二九师新三旅接应过我们。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作了发言。他的发言中有一句话是:“一切按辩证法办事。”毛主席很赞赏这句话,在会上几次提到。这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对邓小平同志的指示,我是立即执行。

  一月二十五日,上午,我召开铁道部党组会讨论并作出决定;下午,我接着召开全路电话会议布置下去,分别限期完成。

  一月二十六日,我写信给邓小平同志,简要报告铁道部党组关于在三天之内成立政治部和整顿铁路工作的多项决定。主要内容有:整顿铁路运行秩序,一季度好转过关,二季度巩固提高;部局政治部和局(厂)政治委员名单于二十七日(即三天内)提出报中央书记处和组织部,搭起架子,并立即开始工作;重新建立机车包乘制、机车车辆验收制、经济核算制;整顿五个省的铁路沿线治安秩序,已派出五个组的人员,随公安部一同出发,等等,并请邓小平同志在全国铁路领导干部会议上讲话。

  一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铁道部召开全国铁路领导干部会议。邓小平同志在讲话中指出:“会议的中心是整章建制,整顿运行秩序。现在铁路运输秩序不好,主要原因是把原有的规章制度破坏了,却没有建立新的规章规定,或者立错了;迷信要破除,但不能违反科学。”

  在成立政治部、整顿铁路过程中,邓小平同志批准了我们提出的九条意见。事实证明,这九条很管用。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整顿初见成效。三月七日,我再次写信给邓小平同志,简要汇报二月份铁路工作情况和三月份铁路工作安排。信中说,二月份运输情况开始好转,客车出发正点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八,运行正点率达到百分之九十点一,货车出发正点率达到百分之八十八点七,运行正点率达到百分之八十四点二,提前实现了“双九双八”的目标。

  为总结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的铁路工作,铁道部成立了以我为主任委员的工作总结委员会。我和工作总结委员会的成员们一道,认真地总结了“大跃进”时期铁路工作的经验教训。

  铁道事业在党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指引下,纠正了“大跃进”的过“左”的做法,逐渐恢复了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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