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正操回忆录(121)

一二一

　　旧中国铁路格局不正常，过分集中于东北及东部沿海地带，幅员辽阔的内地为数甚少。在西北、西南地区修建铁路，这是打破原有格局的重大举措。西北、西南人民多年来就盼望着有自己的铁路，四川人民在世纪初期发起的“保路运动”震动全国。修这几条路，体现了民心民愿。

　　当时主政西南的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同志，亲自研究成渝铁路工程方案，滕代远同志细心审查成渝铁路沱江大桥建桥方案，我多次察看成渝线，强调要贯彻就地取材的原则。成渝铁路在建设过程中，实行群策群力、自力更生的方针，所用材料物资都是就地取材或由国内各地供给的。

　　群众翘首企盼已久的这三条线路，只用两年多时间便全部完成铺轨通车。西北、西南人民欢喜若狂，毛主席高兴地题词：“庆贺成渝铁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天成路!”（一九五二年七月一日）“庆贺天兰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兰新路!”（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这两个题词有一个特点：一方面是庆贺通车，一方面又提出新的修路任务。两个“继续努力”，充分表现出希望多修路、快修路的迫切心愿。

　　接着，我国又兴建了兰新（兰州至乌鲁木齐）、宝成（即“天成”，宝鸡至成都）、丰沙（丰台至沙城）等铁路。

　　在加紧新线建设的同时，也逐步加强了旧线改造工作。旧线改造，包括修建特大桥梁、扩建改进枢纽和站场。

　　一九五四年一月，国务院作出《关于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决议》。长江，古称“天堑”，要在上面架设桥梁，中国没有先例，世界上也无现成经验可循。滕代远曾先后六次到大桥工地察看，我、石志仁曾先后三次召开“武汉大桥会议”，邀请中国和苏联专家讨论大桥建设的设计和技术问题。中外专家共同研究提出了管桩基础。这种管桩钻孔法有明显的优点，能在距水面三十七米以下施工，而且不影响工人身体健康。但是，这么大的桥梁采用管桩基础在我国是第一次，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我向周总理汇报了中外专家的建议。周总理仔细地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还提出一定要经过试验才能施工的要求。我组织有关部门对设计方案经过三个月的讨论和半年的试验，证明确实可行，周总理这才同意报经中央批准。在以西林为首的苏联专家的具体帮助下，在世界建桥史上第一次采用管桩钻孔法代替传统的气压沉箱法修筑桥墩，攻克深水基础的难关，为整个大桥的顺利施工开辟了道路。经过三年多时间的艰苦努力，武汉长江大桥建成，于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举行铁路公路通车典礼，实现了毛主席“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水调歌头·游泳》）的宏伟规划。

　　北京火车站始建于一九六年，位置在正阳门东侧，面对商贾云集、车水马龙的前门大街。老北京人称之为“前门车站”。

　　随着时代的变迁，客旅的骤增，昔日尚具规模的站场却显得矮小和狭窄了。车站候车面积仅一千五百平方米，远远不能容纳好几千人的候车旅客，多数人只好露宿街头了。

　　一九五八年，北京赶上了建筑事业大发展的好机遇。这年秋天，党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会议。会上研究了首都迎接国庆十周年的献礼工程。这就是五十年代人们津津乐道的北京十大建筑：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农业展览馆、民族文化宫、北京展览馆等等。它们至今仍可称为首都的标志性建筑物。

　　铁路人多么盼望建设一个新北京站来作为献给国庆十周年的生日礼物啊!但在北戴河会议上北京站工程却因设计方案未定而落榜。铁路人心急如焚。上上下下一条心。铁道部的决策层表示无论如何一定要在国庆十周年前建成北京站；下属有关方面紧急动员，抢抓设计，从上百个方案中筛选出最佳的设计来。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武竞天主持会议，邀请各方面专家，分析、研究了铁道部第三勘测设计院提出的车站构想方案。经过专家科学论证，方案得到肯定。当然尚需进一步具体化，拿出站场和站楼的设计蓝图，作为施工建设的基础。

　　设计者们是很有远见的。北京车站（即今之东站）坐落在建国门外大街南侧的环城铁路东便门车站的旧址上，将来再在莲花池建设一座通过式的客站（即今之西客站）。

　　北京站的主体方案是：庭院式布局，高架进站，地道出站，站楼采用民族传统风格型。

　　方案业已决定，必须马上报请中央审批。

　　其时，周总理正在武汉召开全国省长会议。会议日程安排得满满的，根本无暇专门开会研究北京站的工程设计。好在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于是北京铁路局副局长李岳林便在我的安排下，把图纸贴在了与会人员用餐要路过的一个大厅里。这样做，果然引起了与会者的注意。饭前饭后都有一些人伫立观看，他们还提了不少修改意见，李岳林等人都一一记了下来。

　　北京站，是新中国的国门。大家当然十分重视。但是，周总理日理万机，真是忙得很。而此事又必须他来拍板。

　　一周过去了。李岳林又来找我：“吕部长，您看怎么办？”

　　我说：“这件事，由我来想想办法。”

　　快到吃午饭的时候，我便走到周总理身旁轻声说道：“总理，北京站的设计方案搞出来了，您是不是看看？”

　　“是吗？图纸在哪里？”周总理急切地问。

　　“就在外边大厅里。”我用手指了指。

　　周总理很高兴，早就等着这个好消息。北京站工程上马，那就正好成了“十大建筑。他微笑着点头对我说：“那好，吃过饭咱们去看看。”

　　在大厅里，周总理边看边思索，不时还向李岳林询问。我和彭真等同志陪同。

　　周总理看完设计图纸后说道：“北京是我们的首都，北京火车站应该是全国第一流的火车站，是我们的迎宾门，因此车站的建设要体现民族特色。”

　　他还征询意见似的对我和李岳林说：“能不能考虑用一些琉璃瓦来装饰？那样显得富丽一些。这样长的建筑，东西两翼有两个塔楼似乎好看些。”

　　李岳林忙回答道：“可以，我们马上按总理的意见改。”

　　彭真同志，作为北京市的市长，也很为北京站的工程着急，便在一边催促说：“总理，这方案得快点定，否则要影响国庆工程了。”

　　“那好。”周总理很爽快，又把目光落到李岳林身上，“你们再简单搞一个示意性方案，可以吗？”

　　第二天，周总理正式批准了北京站的设计方案，并把它作为国庆献礼工程。他还特意嘱咐我说：“一定要保证质量保证进度，还要注意节约。该花的钱要少花，不该花的钱一文也不要花。”

　　在北京站修建过程中，周总理四次前往察看。他还率领我们到建设工地参加劳动。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三日夜，周总理来到刚刚竣工的北京站参观，坐在沙发上与我亲切交谈，四周立刻围上来许多人。周总理对北京站工程十分满意，他开怀大笑，对人们大声地说：“很好!超过了航空港（首都机场）。”他还说，明天要请毛主席来看看。

　　九月十四日晚上，毛主席果然来到灯火辉煌的新北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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