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正操回忆录(78)

七八

　　一九四二年秋，定南县委在土良村开会，被敌人一个营包围搜索，当敌人快到村边时，我参加会议的人员，全部钻进地道。敌人费了半天时间，始终没有找到地道口。敌人懊丧地撤走后，同志们便又钻出地道继续开会。一九四二年冬天，一次，日军在任丘县半壁店挖地道搜查我工作人员，先让伪军下去，被我工作人员打死。敌人气急败坏，向洞内灌水、熏烟、放毒气，我地方工作人员和二小队政委王志平等同志，依靠地道与敌人搏斗两天两夜，没有受损失。一九四三年春，敌人突然包围了石家庄，我住在这个村的县公安局长李小章同志，正在这里召开全区公安人员会议，干部们迅速地钻进地道。敌人后来发现了洞口，但不敢进去。他们用水灌、用烟熏，折腾了半天，因地道内有防水、防火、防毒设备，而且通风良好，能长时间地坚持，敌人的企图未能得逞。等到晚上，李小章同参加会议的同志安全转移。

　　八、利用水淀苇塘开展斗争。

　　根据地形特点，开展斗争，是十分必要的。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一日，冀中区党委和军区，遵照北方局高级干部会议关于“建立以白洋淀、文安洼、大清河一带之苇塘为主的游击根据地，逐渐向外扩张，恢复与开辟工作”的指示，为适应残酷的斗争形势，积极地利用白洋淀、文安洼苇塘，保存革命力量，打击了敌人。“五一”反“扫荡”后，第八、第九、第十分区机关大部先后集中到白洋淀，以苇塘作掩护。十分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文新县以及附近县的党政干部，即活动在南北宽二十余里、东西长百余里以胜芳、石沟为中心的文安洼苇塘地区。随着环境的变化，八分区党政军领导人孔庆桐、罗玉川、阎子元，火线剧社、导报社和部分武装，以及储国恩领导的六十六大队等武装进入文安洼地区。

　　一九四二年七月，敌人开始对文安洼地区进行“扫荡”，上有飞机轰炸，下有每隔十几米一股敌人的“扫荡”队伍进剿。文安洼地区党政军民，白天头顶芦苇，蹲在水里，晚上在小船上过夜，三天吃不上一口饭，以挖草根、掏鸟蛋、捉鱼虾，用清水煮着吃充饥，坚持斗争，经受住了饥饿和死亡的考验。第八、第九、第十分区司令部在困难时期都曾依托文安洼、白洋淀坚持斗争。安新县雁翎队和三小队利用白洋淀有利地形和敌人周旋，机动灵活地杀伤敌人。一次，雁翎队全歼了日本鬼子一个押运小队。当时流传着群众赞扬雁翎队的歌谣：“雁翎队是神兵，来无影去无踪，过去火枪打大雁，现在专打鬼子兵。雁翎队是神兵，鬼子不敢钻苇丛，苇塘里伏击战，打得鬼子叫祖宗。”“日本包运船，来回跑个欢，他把游击队，扔在脑后边，摇头摆尾奔新安。雁翎队来到王家寨，埋伏就在苇塘边，包运船来到，同志们心喜欢，队长盒子举，打得鬼子水里钻。”在王家寨第二次伏击敌人汽船，将日军小队长击毙。

　　“五一”大“扫荡”中，八分区在原有两个武工队的基础上，又以文安洼堤东滩里一带和贾家洼苇塘为依托，组织了以李东轩、吴刚、梁永太为领导的津南支队，开辟了静海县和津南小站一带地区的工作，除给敌伪组织以严重摧毁和逐渐建立我之政权组织外，并在天津市内开展了敌工、除奸内外线工作，发展了隐蔽斗争的力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为配合晋察冀军区冀西山区反“扫荡”，刘秉彦、旷伏兆率十分区四十三区队两个连和分区警卫连，长途奔袭津西敌重镇杨柳青。部队由苇塘肖家堡出发，经一夜行军，白天隐蔽在杨柳青西南五里的青纱帐里。八月十三日晚八时向敌据点开进，进袭伪警察署，俘全部伪警，缴获大批武器。这次奔袭震惊了天津敌伪，敌紧急出动日伪军数千人，跟踪追击，包围我大苇塘。我留守在苇塘的六十六大队与敌周旋七昼夜，在完成了牵制敌人的任务后，胜利撤出苇塘。总之，从夏季到秋季，白洋淀、文安洼、大清河一带的游击根据地，不仅有效地打击了敌人，而且成为收容转移干部的中心，成为整顿党政军各个方面工作的中心，对坚持斗争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九、建立地下交通站。

　　这是保持根据地内党政军民各级领导机关、团体、部队上下左右之间的联系，工作人员秘密转移，物资交流，各种斗争形式相应配合等绝不可少的重要保证。“五一”大“扫荡”后期，为适应残酷斗争形势的变化，各地区从各自的实际出发，积极创造条件，广泛地组织建立秘密交通站的工作。由于秘密地开展工作，对交通员要求政治上可靠，立场坚定，机智勇敢不怕牺牲，埋头苦干，在群众中有威信。各分区通过各级干部和群众的共同努力，在很短的时间里，组成了纵横交错的交通网，从而冲破了敌人的“分割封锁”。这支秘密的交通队伍，夜以继日地活跃在敌占区，这对护送干部、伤员，转送各种重要物资及物品，传递文件，保持上通下达，纵横联络，以及与敌人周旋，有效地打击敌人，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十、党领导下人民英勇抗敌。

　　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暴行，不但没有使冀中人民屈服，反更激起了男女老幼对敌人的深仇大恨。敌酋、特务用尽阴谋伎俩挑拨群众与共产党、八路军的关系，反而更增强了党政军民的团结，共同对敌。群众亲眼看到我们的党和军队，流血牺牲，英勇抗战，更加热爱党，热爱八路军，甘心情愿与党和子弟兵同生死、共患难，亲如家人，血肉相连。

　　到一九四三年春，冀中区党政军民经过半年多艰苦卓绝的斗争，积极开辟新地区，相机打击敌人，粉碎了敌人的全面“清剿”。后来敌人太平洋战场前线吃紧，华北日军大批南调，冀中日军日益削弱和孤立，伪军伪组织人员日益动摇，越来越多地找我联系，为我掌握，日伪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日军不得不收缩兵力，撤退一些据点（仅定南、安国、晋深极三县即撤退十几个），敌人气焰下降，敌占区开始缩小。我各级游击队有了相当的恢复，我地方组织与工作逐渐恢复和发展，全区军民熬过了“五一”反“扫荡”以来最艰难的岁月。一九四三年夏季青纱帐时期，根据地开始逐步恢复。

　　六分区恢复了十五块游击根据地；七分区在定县、安国、无极、新乐、深泽、安平、博野之间恢复了五块游击根据地；八分区在任河大、沧县、泊镇、崔儿庄和深武绕地区，恢复了五块游击根据地；九分区在高阳、任丘、肃宁和白洋淀周围恢复了十一块游击根据地；十分区在平津保三角地带恢复了十八块游击根据地和隐蔽根据地。同时，我趁青纱帐时期，一面整训部队，一面以集中的游击队及主力兵团一部，在民兵的配合下，广泛主动地打击敌人，冀中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一九四三年下半年，敌人的颓势已经无法掩饰，逐渐走下坡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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