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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二


  自从敌人采取“蚕食”方针以来,冀中的交通战,就进入了更加激烈的阶段。敌人首先在铁路和公路附近,增加据点及碉堡;在交通线两侧,则修筑深沟高垒。这样一方面可以保卫其交通线的安全,避免我们的袭击,另一方面又是分割和封锁我们的办法。一九四一年敌人在所谓“新交通政策”之下,由陆路交通网进而为水陆交织的交通网,以便于分区“蚕食”,使我们的地区,更加分割为许多小块,大兵团难于活动和机动,因此在交通方面,我们进行了敌修我破,敌挖我平,以破坏迟延其阴谋的实现。

  在交通斗争中,民兵时常和正规军配合进行。如破坏石德路附近的交通网时,束鹿、冀县民兵即配合六分区的正规军,正规军担任袭扰敌人据点的任务,民兵就担任掩护群众的任务。三乡团敌人曾企图修挖滹沱河通古洋河的河身,以便利其交通,并分割我地区。于是附近民兵和游击队集合了三千余人,配合二十三团的一个营,进行平沟,经过三次战斗,敌人放弃了这一计划。在“治安强化”运动声中,三乡团敌人又企图修筑公路,直达马庄。修到古洋河时,需要搭桥,便准备许多木料,民兵一举将木料全部烧毁。敌人仍继续进行这一工程,并计划先在泥马头村设临时据点,以为监视。我民兵发觉这一阴谋,说服了高房的主人以后,立即动员几百人,把泥马头的高房垛口完全拆毁。敌人安临时据点的企图,又宣告破产了。但敌人并未彻底死心,又在严重警戒之下,继续进行修筑,直到我民兵配合二十三团和游击队给以再三的打击之后,敌人的迷梦才成为泡影。

  在反“蚕食”斗争中,冀中人民十分英勇顽强。敌人依靠新建的点线,向附近村庄逐个地进行连续突击,在大规模的烧杀、抢掠、抓捕、毒打等各种高压手段下,人民群众坚持斗争,宁死不屈,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气壮山河的英雄事迹。新乐县牛村,整个村子被敌人烧光,在政府和当地人民帮助下,靠近定县邢邑又建立了一个新牛村。藁无县南白皮村六十二岁的刘洛仁在地里拾柴被敌人抓去,叫他填交通沟,他说:“我要给你们填一锨土,就算是个汉奸!”敌人打了他两个耳光,他举起小镐朝着敌人脑袋就砍。后来,他被敌人打倒,临死的时候,还愤怒地瞪着眼睛,怒骂敌人。

  革命的两面政策

  一九四一年六月,冀中区党委召开组织工作会议,总结反“蚕食”斗争的经验,研究在敌人“蚕食”区的斗争策略。

  会议指出:敌人“蚕食”的地区,大都是敌我反复争夺的我根据地的边缘区,政治上我占优势,但是敌人进攻时缓时急,敌我力量对比则不时变动。这些地区群众负担极重,生产锐减,生活不安定,情绪起伏不稳。汉奸组织与活动基本上是非法的、秘密的。投降派的活动随着敌情的缓急和群众情绪的起伏或暗或明。在这些地区,我之方针是团结对敌,孤立点线。一方面要广泛发展群众游击战争,从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封锁敌人据点,坚决打击敌伪汉奸的活动。只有这样,才能缩小敌占区,巩固我之阵地。另一方面,考虑到敌强我弱对比的悬殊,敌人进攻的频繁,群众极端困难的处境,以及反“蚕食”斗争的长期性,在一定条件下,必须灵活地转变斗争策略,允许群众和秘密的工作人员运用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的策略,即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应付敌人,以与我武装的游击活动巧妙配合。

  只有这样,才能维护群众利益,巩固同群众的团结,保存力量,打破投降派的阴谋活动,继续坚持斗争,坚持阵地。革命的两面政策,就是一面欺骗敌人,一面打击敌人,以公开“合法”的形式作掩护,领导群众进行抗日斗争。这样做的前提条件必须是:一、敌人依靠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实行长期的盘踞,而这种盘踞,事实证明一时难以打破;二、由于敌人严重摧残,以公开的抗日面目出现已无法存在,继续坚持公开斗争就有脱离群众的危险。两面是一种手段,运用革命的两面政策是对敌斗争的一个过程。当着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我的变化,群众有了公开反抗敌人的要求时,又要适时地将抗日的两面转变为抗日的一面,继续同敌人进行公开斗争。

  在形势对我不利时,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不仅是需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因为政治上我们是绝对优势,有群众拥护,有坚强的工作基础,有公开斗争相配合,而敌人是异民族侵略者,必须通过伪组织才能维持他的统治。依靠这些条件,我们就能够欺骗敌人,利用公开合法的形式进行斗争。

  在我有武装和根据地工作基础的条件下,这种革命的两面政策必须和武装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成为抗日游击队的一种“掩体”,以便坚持复杂情况下的群众游击战争,引导斗争向着于我有利的方向发展。

  伪村长、伪联络员是敌人向我根据地“蚕食”和巩固其点线占领的重要工具之一,必须坚决取缔。但是在已被敌人“蚕食”的地区,从组织上摧毁已不可能,按照革命的两面政策的要求,要主动打入或控制这些伪组织,以应付敌人和掩护自己,使之成为对敌斗争的工具。对真正的汉奸组织必须摧毁,死心塌地的汉奸必须镇压,否则,不仅革命的两面政策难以实行,而且还有变为亲日的两面政权的危险。

  对敌斗争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的策略,开始时曾遇到很大的思想阻力。这主要是因为冀中平原几年来曾经是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有些同志不懂得根据变化了的情况确定斗争策略。有的划不清革命的两面政策与右倾投降主义、利用合法形式与合法主义的界限。有的同志对与民族敌人作斗争利用合法形式的可能性估计不足,甚至根本否认这种可能性。后来经过充分讨论,研究实际情况,总结经验,才逐渐统一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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