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传(47)_王晓明

四七

　　心中存着这样一面古代的镜子，脑中又时时闪过历史循环的念头，鲁迅对现实中的人事，看法就自然会和周围的人很不一样。一九四年，周作人在上海的《人间世》杂志上发表一首打油诗，编者又加上“五十自寿”的标题，引来蔡元培、钱玄同等人的一连串和诗，一时间颇为热闹。这引起上海等地的左翼青年作家的不满，纷纷撰文批评，有的措辞还相当激。烈，闹得沸沸扬扬。鲁迅和周作人早已交恶，又身为“左联”的盟主，他却保持沉默，一言不发。但在写给朋友的信中，却有这样的看法：“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懔。……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入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

　　对周作人们虽有不满，但主要的锋芒，却是指向了那些围攻他们的人。这也自然，早在一年前，他就用非常尖锐的语气，抨击过这种懦怯的“卸责”术：“我实在恐怕法律上不久也就要有规定国民必须哭丧着脸的明文了”，因为“人类究竟不能这么沉静，当大敌压境之际，手无寸铁，杀不得敌人，而心里却总是愤怒的，于是他就不免寻求敌人的替代。这时候，笑嘻嘻的可就遭殃了，周为他这时便被叫作：‘陈叔宝全无心肝’。”正是那种将过去和今天看作一回事的独特的思路，使他有了这样犀利的眼光，以这样的眼光望过去，周作人就恰似一个现代“陈叔宝”，他的反感，自然不会只对准他了。“左联”的许多年轻人都在那里愤愤地声讨周作人，鲁迅却回过身来看透了他们的心肠，而这是连他们自己也未必能看清的，鲁迅与他们的精神距离，实在是太大了。

　　他自己也知道，譬如一九三〇年春，他依照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安排，接连去上海的儿所大学演讲，同盟的主持人希望他多讲些社会斗争，他却只讲文学，而且在通信中告诉朋友：“我本不知‘运动’之人，所以儿所演讲，多与该同盟格格不入……”心里就明白得很。他不但在私人通信中这样说，在有些公开的场合，他也这样说。

　　一九三〇年秋天，上海文化界的共产党组织通过美国记者斯沫特莱，租了一家荷兰人开设的西餐馆，给鲁迅祝五十岁的寿辰。到了那一天，上海的几乎所有左翼文化团体都派代表来参加，把那家餐馆挤得满满的，气氛相当热烈，鲁迅也很高兴。可是，当他站起来致辞时，却说出这样一番扫兴的话：我现在被人请求出来领导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我的几位年轻的朋友还坚持要我做一个无产阶级作家。我要是真装作一个无产阶级作家，那就幼稚可笑了，我的根子是植在农村中、农民中以及学者的生活中。我也不相信中国的知识分子的青年，没有对工人、农民的生活、希望和痛苦的体验，就能创作出无产阶级的文学……这整篇讲话，简宣好像是故意在强调他和那些给他祝寿的人的精神差别，后面那几句，更是明显夹着刺了。他对那些明明和他一样——或者还不如他，却摇身一变，以无产阶级自居，大骂他落伍的人，一直耿耿于怀，只要有机会，他就要指责他们的善变：“从之一阶级走到那一阶级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识如何，便一一直说，……不要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唯我是无产阶级！’”他这样去指责别人，自己就更会警惕，即使真是非常欣赏那激进的左翼浪潮，他理智上也会不断地提醒自己站稳双脚，不要使自己整个陷进那潮水中去。所以，连向激进的青年表示奋斗的决心，他往往也很注意分寸，只是说“呐喊助威，则从不辞让”，并不自居为中军。直到一九三五年，他还对一位亲近的朋友这样描述自己：“使我自己说，大概也还是一个破落户，不过思想较新”，依旧是沿用十年前那个“中间物”的说法。看起来，一直到最后，他都还保持着这份清醒的自觉，他知道自己究竟是怎么一个人。

　　〖第十八章　“横站”〗

　　既然骨子里还是一个“五四”式的知识分子，鲁迅在政治斗争的漩涡里陷得深了，就难免会觉得格格不入。一九三〇年五月，他刚刚和共产党人结盟，共产党的一位领导人李立三，就秘密约见他，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求：“你在社会上是知名人物，有很大影响。我希望你用周树人的真名写一篇文章，痛骂一下蒋介石。”鲁迅婉言拒绝：“文章是很容易写的。……不过，我用真名一发表文章，在上海就无法住下去”，李立三竟说：“这个问题好办！黄浦江里停泊着很多轮船，其中也有苏联船。你跳上去就可以到苏联去了。……”口气如此粗鲁，一点也不掩饰他对鲁迅的利用心，好像看得他如同一枚炸弹一样，这教鲁迅怎么受得了，他当然卞口拒绝了。几年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又读到了另一位有名的共产党人的词，强烈感觉到其中回荡着一股“山大王”的豪气。山大王者，绿林豪杰也。鲁迅对这一类人物，向来不敢轻信。当初在东京参加光复会，他就领教过他们的厉害，所以才会对朋友预言，倘若他们造反成功，像自己这样的人恐怕都得遭殃。民国初年在绍兴，他又从王金发身上证实了这个预言，这位也参加过光复会的山大王，掌权没几个月，不就派兵捣毁报馆，对昔日的同志肆行高压了吗？自那时起，他眼见一批批造反者成功之后，是如何迅速地翻脸变相，变得比前任更加专横。不但山大王们是这样，受过新式教育的青年人也这样，三十年代在上海查禁他的著作的政府官员中，就颇有“五四”运动时冲锋呐喊的闯将，以至他那样感慨：“其实现在秉政的，就是昔日所谓革命的青年也。”他所以用循环论去解释中国的历史，除了依据史书上的记载，他亲身经历的这些造反者的可怕，也是一个重要的刺激吧。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甚至对一切打着新旗号的造反者都心存戒备。譬如一九三三年深秋，一批政府军的军官在福州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公开打出反对蒋介石和中央政府的旗帜，共产党自然全力支援，上海的一些热血青年，也纷纷前往助阵，鲁迅看在眼里，暗暗摇头，他写信对朋友说：干闻此地青年，又颇有往闽者，其实我看他们[指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主持者]的办法，与北伐前之粤不异，将来变脸时，当又是杀掉青年，用其血以洗自己的手而已。”当他写这段活的时候，陶焕卿的霸气，王金发的专横，乃至广州“清党”时的种种惨状，都会在他心头一一闪过吧。对规代中国的形形色色的造反者，他已经存了这样固执的看法，现在又从李立三等人身上，看见了如此赤裸裸的功利心，如此无掩饰的绿林气，他会作何感想呢？一九二八年他曾写道：“所怕的只是成仿吾们真像符拉特弥尔·伊力支[即列宁]一般，居然‘获得大众’；那么，他们大约更要飞跃又飞跃，连我也会升到贵族或皇帝阶级里，至少也总得充军到北极圈内去了。译著的书都禁止，自然不待言。”这实际上是重复了当年在东京作的那个预言。而到一九三六年，他和共产党人结盟六年之后，他竞又一次重复这个预言。有一回和冯雪峰闲聊，谈着谈着，他突然用玩笑式的语气说：“你们来了，还不是先杀掉我？”冯雪峰愕然膛目，赶忙摇手：“那怎么会呢，那怎么会呢……”这位老实的年轻人是太不理解鲁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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