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传(39)_王晓明

三九

　　但是，他其实并不能退回去。十年前他形同单身，现在身边却有了许广平，这位倔强的姑娘所以会追随左右，可不只是出于一般的男女爱情，她首先是敬服他对黑暗社会的决绝态度，才接着生出了爱慕之情。也就是说，他们的相爱建立在鲁迅作为一个启蒙先驱的基础之上，景云里二十三号的新家庭，首先就不允许他将它当成北京的绍兴会馆。何况鲁迅自己也不愿意退回去，这等于承认自己失败，承认这些年来的挣扎都毫无意义，像他这样性格的人，怎么能甘心呢扒只要有一线机会，他就不愿意走回头路。

　　既不愿转身，那就只有如他自己所说的，先坐下来歇一会，再抬脚跨步，“姑且走走”。事实上，他因答有恒的那封信的最后一段，已经说出了“姑且走走”的大致方向：“我觉得我也许从此不再有什么话要说。恐怖一去，来的是什么呢？我还不得而知，恐怕不见得是好东西罢。但我曳在救助我自己，还是老法子，一是麻痹，二是忘却。一面挣扎着，还想从以后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见一点东西，誊在纸片上。”这真是非常精确的预言，他生命的最后九年间的大致的生活状况、几乎全包括在这段话中。其实是没有什么话可说，却仍挣扎着要在纸上写一点东西，这还是他在三十年代的基本姿态；他赖以维持这姿态的两支最顺手的拐杖，也正是那个“麻痹”和“忘却”。

　　所谓“麻痹”，就是将注意力转开，不去想那些没有答案的大苦恼，只考虑日常生计，也就是“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可是，以鲁迅当时的情形，怎样安排今后的生计呢？做官自然不行了。仍到大学去教书？经历过在北京、厦门和广州的种种刺激，他现在是既对青年失了信任，又对同事间的倾轧深感厌恶，几乎从搬出中山大学的那一天起，就打定主意要“脱离教书生活”，他不想再与人做什么同事，情愿一个人单干，做一名以文字为生的自由人。可是，以哪一种文字为生呢？心境是这样消沉，先前的呐喊式的文章和小说当然是不能做了。那么做研究？他对这个倒是一向就有自信，还在厦门时，就对许广平说过：“如果使我研究一种关于中国文学的事，大概也可以说出一点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所以放下也似乎可惜。”

　　但是，真要作研究，譬如写他一直想写的《中国文学史》或《中国字体变迁史》他就必须沉潜下心，整个陷进古书堆里，这和那绍兴会馆式的生活，实际上也差不多了，他又不愿意。因此，他初到上海时，是选择了翻译这一条路，还明白对熟人宣布：“我在上海，大抵译书。”算起来，他“译书”也有二十年的历史了，但那多半是借它作启蒙的工具，对翻译本身，他其实并无太大的兴趣。因此，即便现在选它作自己的谋生之道，他也很难长久地专注于它，一有什么事情打岔，心思就很容易分散开去。”他自己也知道，到上海才两个月，就已经担心了：“本想从事译书，今竟不知可能如愿。”。他怪别人干扰太多，可如果他自己真想译书，几个朋友的应酬，若干访客的邀约，还不容易对付吗？归根结蒂，还是他自己心神不定，不知道究竟做什么好。这也难怪，有那样的大苦恼纠缠于心，他确实难于看清腹前的路，难于决定该何去何从。所以他租下景云里二十三号的房子，却并不买齐家具，似乎随时准备卷钳盖走路。你想想，连家安在哪里，以什么谋生，他都定不下来，他又如何“麻痹”自己呢？

　　他还有另一条办法，就是“忘却”，竭力淡忘种种阴暗的记忆，重振乐观的热情，实在不能淡忘，也总要将它们尽量推至意识的边缘，腾出地方来酿造新的希望。这也就是他所说的，“跨进刺丛里，姑且走走”。人真是习惯的俘虏，明明遇上了穷途，这穷途就说明原先的走法不对头，可只要还没有学会新的走法，他一抬脚，一跨步，就还是会依照先前的老走法。他只会这一种，倘要“姑且走走”，不用它又怎么办？鲁迅正是如此。从迎接绍兴“光复”到现在，将近二十年了，他不断地用“忘却”来振作自己，种种似乎能够“忘却”，而终于又全部记起的徒劳的痛苦，他是体验得大多，也太深了。但是，当他现在救助自己，挣扎着不愿没人虚无感的时候，他能使用的最后一条办法，仍然只是“忘却”，这是怎样令人悲哀的事情？十年前他用什么姿势爬出那座“待死”的深坑，他现在就只能还是用那个姿势。

　　你看他到上海后，虽然抱怨别人的打拢，可只要有地方请他演讲，他总是应允前去，甚至半个月内连讲四五次。明明打定主意不再教书，一旦有人坚请，他就还是接受了劳动大学的聘书，实在是易墙基做事太不像活、他才去退了聘书。在文学，方面，他一到上海就复刊《语丝》，自任编辑。创造社来联合他，他欣然答应：那些人翻脸驾他了，他就一面还击，一面与郁达夫命作，创办《奔流》月刊，作文校对，跑印刷厂，写编后记，忙得四脚朝天。第二年又和柔石等几个青年人组织“朝花社”，办《朝花》周刊。他还想把北京的《未名》半月刊也移到上海来，由他作编辑，“取攻击姿态”，“大扫”一下文坛。那在文学界“兴风作浪”的热情，简直比得上二十年代初了。甚至一些激进的社会团体来找他，他也非常热情。当时共产党有一个为援救被捕者而组织的“中国革命互济会”，鲁迅一到上海，就接受这互济会的一个成员的邀请，答应为互济会的刊物写稿；第二年春天，更正式加入这个组织，多次捐款。一九三〇年初，又去参加也是共产党组织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成立会议，第一个作演讲，因此被推为发起人。几乎同时，又参与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不但同意用“左翼”作团体的名称，还同意担任它的领导人。当年在东京参加光复会的热情，似乎又复活了。

　　当然，表现出“五四”式的热情，并不说明他心里就真有这种热情。他对那些激进团体的活动，心里常常并不以为然。有一次，送走一位互济会的来访者，他就对客厅里的其他朋友说：“这人真是老实，每次来都对我大讲一通革命高潮”，在善意的椰揄中，分明表现出对那“革命高潮”的怀疑。成立自由运动大同盟，他更是摇头，在成立大会上发完言，他就提前离开了，事后还对动员他去开会的人说：这种组织“发个宣言之外，是无法做什么事的。”至于左翼作家联盟，其中的许多中坚人物都来自创造社和太阳社，他们前不久还骂他“落伍”，是“二重的反革命”，现在却来尊他为领袖，他怎么可能会相信？冯乃超拿“左联”的纲领给他看，他一面表示“没意见”，一面又说：“反正这种性质的文章我是不会做的。”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