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传(37)_王晓明

三七

　　我这样一条一条地复述鲁迅的意见，心里实在是很难过，这都是些什么样的说法：为了缓解局外人的沮丧，他不借将知识分子和文学家一贬到底，将他们的悲惨说到极处，这看上去像是理智的分析，其实包裹着多么强烈的愤激！和三年前提出“中间物”的说法一样，他下意识里还是求助于“必然性”：你本来就只能是局外人，社会本来就不会尊重你，这一切都是必然的事情；你又何必耿耿于怀呢？在另一处地方，他甚至从知识分子的必然的碰壁里，引申出他们的新价值：“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诗人，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上的运命；而现实的革命倘不粉碎了这类诗人的幻想或理想，则这革命也还是布告上的空谈。但叶赛宁和棱波里是无可厚非的，他们先后给自己唱了挽歌，他们有真实。他们以自己的沉没，证实着革命的前行。他们到底并不是旁观者。”立论如此曲折，竟至于将知识分子被社会变革的残酷现实所吞噬，也说成是对这变革的介入，为消除那局外人的沮丧，他实在是尽了全力。但这并没有多大的效用。三年前他对自己说，你必然是个牺牲者，因为牺牲本身有正面的意义，他这自辟就能有效果；现在他又对自己说，你必然是个受冷落者，碰钉子者，可无论受冷落也好，碰钉子也好，本身都是很可怜的事情，这就等于说，你必然是个可怜的人，这样的自辟怎么会有用呢？他是为了自我辟解才重新解释知识分子的命运，可到头来，这样的解释只会更加重他的沮丧和消沉。直到一九二九年春末，他在北京对大学生演讲，仍然从“打倒知识阶级”的话题开始，仍然反复讲“巨大的革命，以前的革命文学者还须灭亡”，就说明他还是陷入这些问题里，先前的答案都不管用。

　　像自己这样一个作家，一个知识分子，在这残酷叵测的社会中究竟有什么用？他恐怕是再也不可能把这个深刻的惶惑逐出心底了。

　　整个的生存意义都成了疑问，剩下的就只有眼睛看得见。两手摸得着的物质生活了。一九二七年夏天，鲁迅对一位亲近的朋友说：“我想赠你一句话，专管自己吃饭，不要对人发感慨（此所谓‘人’者，生人不必说，即可疑之熟人，亦包括在内）。并且积下几个钱来”；又说他自己：“我已经近于‘刹那主义’，明天的事，今天就不想。”从先秦时代起，中国士人便有“义”、“利”之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夫子这一句名言，成为几千年来自居君子之位的士人的立身信条。到了鲁迅那一代人，脑筋虽然开通得多，不会再那样轻贬实际的物质利益，但把精神追求放在物质利益之上，依然是普遍的处世原则。固此，倘若他们公开宣称妄“积下几个钱”，那总是因为对精神的价值发生了怀疑。连知识分子的价值都找不到了，那又何必太拘束，徒然苦了自己呢、于是鲁迅明明在四月份就辞去了中山大学的全部职务，人也已经搬出了大学，却依然收下学校当局送来的五月份的薪水，并且对朋友说：“中大送五月份的薪水来，其中自然含有一点意思。但鲁迅已经‘不好’，则收固不好，不收亦岂能好？我于是不发脾气，松松爽爽收下了。”

　　于是他到上海之后，明明已经对国民党深感失望，却依然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开始，从南京政府大学院[即教育部]领取每月三百元的“特约撰述员”薪水。一年以后，这笔钱改为“教育部编辑费”，他照领；甚至后来和国民党公开对立了，他也还是照领，一直领到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借用他的话说，这自然也“不好”，虽然是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主动送来的钱，它毕竟是国民党政府的官俸。你看一九二九年五月，许广平写信告诉他收到了这个月的钱：“中央行那张纸，今天由三先生托王[鲁迅三弟周建人的妻子王蕴如]去转了一个地方，回来的收据，放在平常的地方一起了，”用词如此，隐晦，处置又如此小心，连转帐都要借弟媳的名义，后来印行《两地书》时，更把这段话全部删去，就说明他自己也明自知道这“不好”。可他仍然按月收受；那种看破了“义”的虚妄，先管“利”的实益要紧的虚无情绪，不可谓不触目。一九二八年夏天，他更对一位朋友说：“处在这个时代，人与人的相挤这么凶，每个月的收入应该储蓄一半，以备不虞。”后来又一再重复：“说什么都是假的，积蓄点钱要紧！”一边说，神情还很激动，就本性讲，鲁迅的手其实很松，不说他对家人的长期资助，就在他劝人“积下儿个钱”的一九二七年，他也不止一次地拿出钱来，帮助陷于困厄的青年人，那位“有恒”便是其中的一个。因此，他这些似乎是极端重视物质实利的言行，正从另一面证实了“鬼气”在他内心的再次获胜，它竟能将一个在广州那样热烈地讴歌希望的人，这样快就逼入“刹那主义”的精神死角。

　　随着内心“鬼气”的再度上升，鲁迅那种挑剔人，不信任人的脾气，也又一次膨胀起来，你看他劝人储钱的理由，就是“人与人的相挤这么凶”。在北京时，他这脾气已经很大，但他似乎很少怀疑亲近的朋友，也尽量克制自己，不向熟识的青年人发火。可到厦门以后，他在这方面的克制力越来越弱。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他对许广平说：“即如伏园所办的副刊，我一定就也是被用的器县之一，”“前口因莽原社来信说无人投稿，我写信叫停刊，现在回信说不停，因为投稿又有了好儿篇。……现在从许多事情观察起来，觉他们之于我，大抵是可以使役时便竭力使役，可以诘责时便竭力桔责，可以攻击时自然是竭力攻击……”

　　这里说的几个人，都是他非常亲近的年轻朋友，他却用这样重的话指责他们，他对人的怀疑已经是扩大到几乎所有人了。因此，他有时难免会产生“天下无一个好人”的感觉：“我其实还敢站在前线上，但发见当面称为‘同道’的暗中将我当傀儡或从背后枪击我，却比被敌人所伤重其悲哀。长虹和素园的闹架还没有完，……听说小峰也并不能将约定的钱照数给家里，而家用却没有不足……”从莽原社和未名社的青年朋友，到关系密切的书局老板，甚至到北平家中的母亲和朱安，他全用挑剔的眼光望过去。那一顶“暗中将我当傀儡的罪名，又何其宽泛，他的青年朋友当中，恐怕也没有谁能够逃脱了。对亲近者尚且如此、对较生疏者就更不用说。一位旧日的学生去拜访他，正遇他下课归来，面有倦容，便关切地建议他不妨搬一张椅子，坐着上课，不料他脸一沉：“你说坐着讲课好，那么搬张小床去讲，不是更适意吗？”简直是动辄发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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