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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但是,迎面就有一连串壁在等着他碰。首先是广州的激进青年对他不满了。他初到广州时,这些青年曾经热烈地欢迎他,蜂拥去听他演讲,有的还直接去找他。可是,鲁迅毕竟看多了黑暗,即使极力振作,在演讲会高呼口号,话一说长了,还是会流露出阴郁的意思。他说广州是一个红皮白心的萝卜,说广州的青年把革命游戏化,甚至说广州有大叫,却无思索,无悲哀,因此也就没有真正的革命和文学,你想想,整日沉浸在狂热情绪中的激进青年怎么听得进这些话?他到广州才一个月,就有人以“鲁迅先生往哪里躲”的标题,在报纸上批评他。“鲁迅先生!你莫尽自在大学教授室里编你的讲义。……如此社会,如此环境,你不负担起你的使命来,你将往哪里去躲!”

  接着,更有人用近于无理的态度责问他:“你不愿意从事文学革命;你又不去做武装者的革命;那么你处在今日的中国,更拿着一种什么革命的东西在领导着一般青年?”与此阿时,广州的文学界也开始有人批评他“落伍”,认为在北伐的形势下,《阿Q正传》那样的作品已经没有资格再自称是革命的文学,面对这样的不满,鲁迅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他当然不愿意青年人误解他,读了那篇《鲁迅先生往哪里躲》,他立即清许广平以她的名义,写了《鲁迅先生往那些地方躲》的解释文章,在同一张报纸上发表。但是,他又很知道,他其实无法向这些青年解释清楚,以他们的天真和幼稚,怎么可能理解他那“无话可说”的深刻的迷惘?他只有暗自苦笑了。

  接着是中山大学内部的人事纠纷。鲁迅虽是教务长,学校的实权却操在教务委员会手中。这委员会的几个主要人物,像戴季陶,朱家哗等人,都是国民党的要人,官场上的老字,他们绝不愿意将中山大学办成北大那样的学校,鲁迅和他们自然不会有多好的交情。文科主任傅斯年,本是鲁迅在北京时的旧识,却那样热衷权力,也使鲁迅很失望。二九二七年三月,傅斯年更将顾颔刚请到中山大学来当教授,鲁迅坚决反对,甚至说:。他来,我就走!”

  可傅斯年还是将顾请来了,鲁迅立刻就辞了职占他写信对朋友忿忿他说:“我到此只三月,竟做了一个大傀儡。……当红鼻[指顾颉刚]到此时,我便走了;而傅[斯年]大写其信,给我,说他已有补救办法,即使鼻赴京买书,不在校;……现在他们还在挽留我,当然无效,我是不走口头路的。”他原是一介书生,不习惯做行政事务,性情又梗直,不会拐弯抹角,就很容易与刁钻的同事发生矛盾。全是为了自己的那一点“野心”,才勉力挑起教务长这副担子,现在竟弄得连势不两立的对头也跑到身边来当教授,这岂不是又落入厦门大学的覆辙了吗?依他向来的脾气,自然是一走了之。

  当然,他更震惊的还是“四·一五”大搜捕。自到广州以后,他对国民党一直抱有好感,也为北伐的节节胜利感到高兴,他那样无保留地赞扬孙中山,除了受风气传染,也因为他大体上赞同孙中山的理想。可是,一直举着孙中山的旗帜的国民党,竟会这样大规模地搜捕前一天还是同盟者的共产党员,抓去那么多无辜的人,还要那样残酷地杀戮被捕者,还要得意地形诸笔墨,什么“用斧劈死”,什么“乱枪刺死”……这实在出乎他的意料。在北京,是段棋瑞的卫队屠杀请愿学生,到广州,却又看见国民党更大规模地杀戮昔日的盟友,偌大一个中国,难道就逃不脱这样的惨剧?他尤其震惊的,是那屠杀者中间,竟也有许多青年人,不但是年轻的目不识丁的赳赳武夫,更是年轻的戴着眼镜的大学生,投书告密,助官捕人,这些青年似乎还格外起劲。在北京时,青年学生的冷漠和健忘,已经使他深受刺激,现在这更可怕的情形,会给他怎样沉重的打击?他说:“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在南方的温暖、生机和光亮当中,竟看见了更为严重的寒冷、死地和黑暗,他简直目瞪口呆了。

  国民党的“清党”不但在精神上给他严重的打击,而且在人身安全上,也似乎要对他造成威胁。他和广州的共产党人本没有多深的交往,但他曾列名于成仿吾等人的一个颇具赤色意味的《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智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又恰在“清党”后的第六天辞去中山大学的教职,有些人就难免要推测,他这是在表示抗议。知情者如傅斯年,又故意含糊其辞,更助长了这种推测,以至香港的一家报纸公开登出消息,说他因为“亲共”而躲避起来了。鲁迅自己知道是怎么回事,当然不会太担心。但是,在当时那种满街军车急驶,人人风声鹤腴的情况下,有了那样的传闻,实在也难保不会出什么意外,所以,他又不敢放松警惕。他在广州已经无事,却宁愿忍受酷热继续逗留,这除了一时决不定何去何从,是不是也为了不愿授人以柄呢?“清党”给了他刃晰大的震惊,先前那不惮以恶意去揣测世事的习惯自然会膨胀起来,倘若他不自觉地夸大种种可能的危险,一时神经过敏,也是十分自然的吧。直到五月底,他的担心才开始消减,有朋友听到传闻,写信来问,他国复潞:“事太凑巧,当红鼻到粤之时,正清党发生之际,所以也许有人疑我之滚,和政治有关。实则我之‘鼻来我走’(与鼻不两立,大似梅毒菌,真是倒霉之至)之宣言,远在四月初上也。……兄所闻之流言,或亦此类也欤。然而‘管他妈的’可也”,口气已经轻松了许多。到了七月,他更公开露面,到一所中学和广州市教育局作了两场演讲。人既露了面,那些流言自然就消散了。

  流言消散了,他也就可以走了。九月二十七日,他和许广平一同登船,离开了广州这块险恶的是非之地。可是,还没容他们喘口气,新的麻烦又来了。当时广州往上海的船,都要经过香港,香港的海关人员,也就要上船检查。鲁迅这一回自不例外,遇上两位身穿绿制服,如狼似虎的检查员,把他的书籍和皮箱翻了个底朝天,甚至撕碎装鱼肝油的纸匣,捅穿饼于坛子的封口,最后是收了他二十块钱的贿赂,才放过了他。鲁迅很诧异,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凶狠地检查他,船上的茶房说:“你生得太瘦了,他疑心你是贩鸦片的”,这真使他愕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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