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传(23)_王晓明

二三

　　他似乎应该不会。到二十年代，他已经不再相信直线进化的观念，对一些满脸激烈的青年人，也愈来愈感到不满；年龄的长幼，更和头脑的新旧无关，他不会不懂这个道理。但是，他恰恰又有一块心病，就是那回国以后不断滋长的自我不满，在十四年代中期，这不满几乎发展到了顶点，使他无法再像“五四”的时候那样，骄傲地宣称自己“血液究竟干净”了。因此，再面对那些比自己晚出，似乎更“新”的人事时，他的心理就相当矛盾。一方面，他能够看透其中有一些的分量，是比自己轻得多；另一方面，他又不自觉地感到自卑心理，大大强化了他那衰老的自觉，将他一步步推进“夹在蹭”的苦恼。他原以为自己必定是属于未来，现在却发现并非如此，自已很可能也不符合未来的标准，要遭受它的拒绝：你想想，这会对他造成多大的打击！在所有引他入虚无感的心理路标当中，自我怀疑的这一支显然是最醒目了。

　　以鲁迅当时的情形，要拔掉这一去路标，唯一的方法就是修订原先的自我设计，从那“精神界的斗士”的标准上降下来，另划一道更为切实的基准线。事实上，还在那自我不满开始冒头的时候，他就已经在作这样的修订了。一九一九年他表示，要“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孩子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将自己描述成一个站在黑暗和光明的交界线上的牺牲者，比起十年前的慷慨自负，是更符合实际了。不单在这个时候，就是整个一生，他其实不都是一个牺牲者，一个深刻的悲剧人物吗？但是，他为什么会成为牺牲者呢？是自己愿意还是只能如此？不把这一点想明白，这个新的自我设计还是说不圆。

　　于是到二十年代中期，鲁迅明确提出了一个“中间物”的观念。他感慨中国的改革还将继续很多代，说：“这样的数目，从个体看来，仿佛是可怕的，但……在民族的历史上，这不过是一个极短时期。”一年以后，他又用哲学式的语言归纳道：“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推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予上，一切都是中间物。”他更由此引出关键性的推论：“当开手改革文章的时候，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作者，是当然的，只能这样，也需要这样。”他这是找对了路径，人的一切自解之道，精髓就在于寻找必然性。就是再不情愿的事情，只要你能够向自己证明，这是一件非做不可的事，你也就会低头去做。鲁迅提出“中间物”的观念，用意正是在论证一种充当牺牲的必然性，既然万事万物，都不过是尽着一份“中间物”的大责，那我现在夹在黑暗和光明之间，甚至有一半还罩在阴影当中，也就无需苦恼，也无可惭愧了。你看，一旦论证出充当牺牲的必然性，先前的自我不满不就可以化解了吗？难怪从二十年代中叶开始，鲁迅对自己有了一连串新的说法。他说自己是从旧营垒中杀出来的叛逆，又说自己甘愿当一块踏脚石，后来更将自己比喻成一个抽了鸦片而劝人戒除的醒悟者，一个“破落户，不过思想较新……。”这些说法部各有所指，实际的意思也不尽相同，但是，它们都凸现了同一特点，那就是鲁迅开始愿意从“中间物”的立场来理解自己，你甚至不访将它们都看成是他那个“不三不四的作者”的注解。他将自己从先驱者的位置挪到旧营垒和新世界之间，当然是后退了一大段，但恰恰是这个后退，使他在心理上重新站稳了脚。

　　鲁迅竭力修订的第三个认识，就是对知识分子和文学家的看法。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士为万民之首”，还是西方近代的“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都把握笔的人看成社会的栋梁，民众的导师。“五四”一代人深受这些观念的熏陶，自然将自己看得很高。他们以居高临下的态度来发动新文化运动，潜意识里正是以救世者自居。鲁迅也是如此，他在东京的时候那样自信，一个很大的原因，就在他对自己打算扮演的角色——知识分子和文学家一抱有极大的崇敬，他相信思想和文学的力量，相信用笔可以撼动社会一但是，到二十年代中期，现实生活的接连不断的教训，已经将他逼到了这个信仰的反面，在一封通信中，他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我现在愈加相信说话和弄笔的都是不中用的人！”从当时的报刊上，他多少了解一些俄国的状况，知道不少曾经热烈赞颂草命的作家，包括叶赛宁那样卓越的诗人，都相继自杀了。一旦他把这两方面的情况联系起来，一种更为阴郁的揣测就油然而生：莫非们营垒里要压迫知识分子和文学家，新世界也同样容不下他们？莫非他们真就像自己描绘的那个影子一样，无论黑暗和光明那一边扩展，都注定了只能沉没？他在这个时候的几乎全部的痛苦，都被这个问号勾起来了。

　　这就逼得他要重新思考知识分子和文学家的命运。一九二六年七月他说：“革命时代总要有许多文艺家萎黄，有许多文艺家向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冲进去，乃仍被吞没，或者受伤……”在写于同时的一篇译文的后记中，他又借评论俄国诗人勃洛克，说了同样的话。这些话的意思很明确：革命是必然要给知识分子和文艺家造成痛苦的。一九二七年春天，他谈及北洋政府的恐怖统治，又重复他在北京说过的话，“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这也是在强调必然性：文学本来就没有对抗专制的力量，它在黑暗中的命运，不过是被“杀”而已。显然，他还是用的老法子，要把那令人沮丧的现象，说成是无可避免的事情。在一九二七年春天，他并没有能形成一个对知识分子和文学的比较完整的新认识，这个问题大大，他一时也不可能想清楚。但是，就从他这种对痛苦的必然性的强调，我已经能够想象出，他将要形成的那个新认识，将会是怎样阴暗。

　　鲁迅在虚无感中沉溺得太深了，他竟不得不用这样极端的方法来振拔自己。将来，自己，知识分子，文学，他现在统统将它们捺入泥水，弄得它们一个个满身污垢，黯淡无光。天地本来便一片昏暗，社会本来便异常险恶，既然置身这样的天地和社会，受苦受难是在所不免——当看到他竟是用这样的方法来缓解沮丧和虚无感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他太了不起，也太可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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