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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天突然坍了〗

  命运之神却不像我们这样善良。就在鲁迅十三岁那年,一连串打击突然降落到他的头上。首先是祖父周介孚,不知怎么昏了头,替亲友向浙江乡试的主考官行贿赂。他专程跑到苏州,派跟班向那主考官递了一封信,内夹一张“凭票发洋银一万元”的字条。主考官与他相识,本来大概是会收下的,但那天副考官恰好在场,他便将来信搁在茶几上,先不拆看,不料那副考官非常健谈,说个不停,送信的跟班在门外等得急了,大嚷起来,说收了钱为什么不给回条,这就把事情戳穿了,主考官只好公事公办,报告上级。按清朝法律,科场案是大罪,立刻就要把周介孚抓进牢去。周介孚自然躲起来,但清廷捕人有个规矩,抓不到本人,就要抓家里的其他男人,于是鲁迅兄弟几个,也不得不往绍兴城外皇甫庄的外婆家避难。可这样躲来躲去,总不是长久之计,周介孚只好投案自首,关进了杭州监狱。他是这一家的顶门柱,他一倒,整个家就垮了。

  头一劫还没过去,第二劫又来了。周介孚入狱的第二年,周伯宜突然吐血,此后几经波折,病情时缓时急,终于在鲁迅十五岁那一年,留下寡妻和四个孩子,撒手归天。与这丧父之痛一起降临的,是周家的急剧贫困。祖父人狱,断了官俸,还要不时往狱中送钱;父亲一病三年,请的都是城里有名的中医,单是出诊费,一次便是一元四角,隔日便要来看一次,怎么负担得了!虽说还有几十亩田,租谷却仅够日常开销,再要筹措费用,就只有典当旧物了。一份人家,弄到不断去跨当铺的高们坎的地步,这败落也就相当彻底了。

  周围的人全都变了脸。在皇甫庄,大舅父家的人竟称鲁迅他们是“乞食者”。大舅父家是外姓人,变脸也就算了,同住在新台门一座院宅里的本家亲戚,也都一个个换了嘴脸。昔日赶前赶后,恭恭敬敬的,现在侧目而视;过去笑脸相向,亲亲热热的,现在冷眼相投。对小鲁迅不无恶意的流言,也在院中传播开来。至于各房聚议,要将坏房子分给鲁迅家,更是公然的欺负了。自家人尚且如此,城中一般市民就更不必说,无论出当铺,还是进药房,路旁闲人的指指点点,轻蔑讥笑,犹如讨厌豹苍蝇,一路跟着鲁迅,直送他跨人自家的房门。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也变了样。周介孚的脾气本来就不大好,从狱中放回家后,更是变得苛刻暴戾,动不动就会破口大骂,一边骂,一边还要把自己的指甲咬得嘎嘎作响,这叫鲁迅他们见了,会觉得多么可怕!甚至平素温和的周伯宜,也变得喜怒无常,酗酒,吸鸦片,无缘无故就会把妻子端来的饭菜摔出窗外,脸色还那样阴沉,使人不敢问他一声“为什么”。说起来这也不奇怪,亲戚本家也好,邻居路人也好,他们过去对周介孚一家的恭敬,又有多少是出于本心呢!你既然倒了霉,不再是官老爷了,也没有什么再能给我了,我凭什么还要再恭敬你?鲁迅周围的那些变脸者,不过表现了人性的另一个侧面罢了。至于祖父和父亲的精神病态,更是人遭受挫折,无可挽救之后的常见现象、同样也表现了人性的脆弱的另一面。但是,这样的道理,十多岁的鲁迅不可能想明白,他对这一切变化的感觉只是一个:非常强烈的震惊。

  他甚至不能把这种震惊表达出来。他是周介孚的长孙,按照旧时习惯,祖父和父亲不能理事,顶门立户的重担就要移到长孙的肩头,鲁迅自然也不例外,父亲病后,家中的重担就由他挑了起来,尤其是对外界的交涉,几乎都由他出面。他才十几岁,却已经不再有少年人的任性的权利,他必须像成年人那样承担责任,命运已经不允许他像孩子那样随意表达自己的情感了。面对造物主的这种苛待,他只有咬紧牙关,默默地忍受,即使跨进家门,把那在当铺的轻蔑和歧视中换来的钱交给母亲,他也从不说什么;遇上祖父和父亲发脾气摔东西,他也总是转身走开,不多搭理。他把一切都独自咽下肚中。

  但是,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会一下子消失掉的,鲁迅独自咽下的那些打击和伤害,更不会在内心迅速消失。他的脸上越是没有表情,它们对他内心的刺激就越强烈。连见惯的熟人的嘴脸,也会这样迅速地变幻,向来感觉亲近的亲人,竟会变得如此陌生,那世上还有什么东西能够放心地相信呢?连生养哺育他的家乡,都如此冷酷和势利,在这人世间,大概也不会再有可亲近的地方了吧?一种执拗的怀疑精神,一种对绍兴城和家乡人的憎恶心理,很自然地从他心中升起。他才十几岁,正是感觉最为敏锐,心灵最为软弱的时候,一下子接受这么多阴暗的信息)他看待人事的眼光,自然要发生急剧的变化了。他以前总是看见大人的笑脸,现在却特别留心那些半遮半掩的恶意:以前就是遭受再严厉的斥骂,他都会很快地忘记,现在一个冷淡的表情,却会在他记忆中划下一道深刻的印痕。一种偏重于人生阴暗面的感受习惯的种籽,就这样默默地破土而出。那些冷漠的绍兴人,大抵根本就不注意这个沉默的孩子,可就在他们的冷漠的包围之中,这孩子的内心世界,正在发生一个根本的改变。

  大约也就在这个时候,鲁迅看到一本题为《蜀碧》的书,记载了明末农民军首领张献忠屠杀四川人的种种情形。他又一次震惊了。中国的历史上,怎么会发生这样大规模的凶残的事情?不久以后,他又读到一本明代抄本的《立斋闲录》,虽然不全,其中记述的那位残暴的永乐皇帝的“上谕”,已足以使他怵目惊心:中国的皇帝中间,竟有这样毫无人性的东西!鲁迅早慧,对文字特别敏感,事实上他的一生,都在和文字打交道。周此,他的独特的思想意识,有很多都是以前人的文字为源头,倘说他以前读到的那些小说和故事,正培养了他一种微笑着页对人生的做梦的气质、那现在这《蜀碧》和《立斋闲录》一类的“野史”,却大大强化了现实中炎凉人情对他的尖锐刺激,向他那般强烈的内心仇恨,注入了深长的后力。原来他遭遇到豹病态和卑劣,并非是绍兴一地的特产,在其他地方,在许多年以前,比这更可怕的事情早已经发生过了,他还有什么理由,不能信赖自己的憎恶之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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