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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大地干戈(8)


  亲炙张将军的风范,梁实秋也复雅有所感。他以素描式的文字记录道:“他有一个高高大大的身躯,不愧为北方之强,微胖,推光头,脸上刮得光净,颜色略带苍白,穿普通的灰布棉军服,没有任何官阶标识。他不健谈,更不善应酬,可是眉宇之间自有一股沉着坚毅之气,不是英才勃发,而是温恭蕴藉的那一类型。他见了我们只是闲道家常,对于政治军事一字不提”。总而言之,在梁实秋眼里,张自忠虽系一代名将,但应接之际,实不异于一普通平民。可梁实秋又深知,古往今来,只有那些“自奉俭仆的人方能成大事,讷涩寡言笑的人方能立大功。”巧言令色,冠冕堂皇,天天涂一脸雪花膏,浑身上下散发着或珠宝气、或脂粉气而能成就大事业者,古来无有。

  在张自忠将军的军营里,梁实秋又渡过了一个难忘的战地之夜:“我被引到附近一栋民房,一盏油灯照耀之下看不清楚什么,只见屋角有一大堆稻草,我知道那是我的睡铺。在前方,稻草堆是最舒适的卧处,我是早有过经验的,既暖和又松软。我把随身带的铺盖打开,放在稻草堆上倒头便睡。一路辛劳,头一沾枕便呼呼入梦。俄而轰隆轰隆之声盈耳,惊慌中起来凭窗外视,月明星稀,一片死寂,上刺刀的卫兵在门外踱来踱去,态度很是安详,于是我又回到被窝里,但是断断续续的炮声使我无法再睡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参谋人员告诉我,这炮声是天天夜里都有的,敌人和我军只隔着一条河,到了黑夜敌人怕我们过河偷袭,所以不时地放炮吓吓我们,表示他们有备,他们没有胆量开过河来”。

  不幸的是,就在梁实秋一行访问过张自忠三个月之后,将军率军渡河援助友军,陷入重围后壮烈殉国。大将陨殂,举国震悼。梁实秋在重庆闻凶耗后不由涕泗滂沱、悲痛不已。万里劳军,梁实秋精神震奋,深受教益。但是,其间也遭受过一次严重的精神挫伤,以至日后引为终生的憾事。那是他们由凤翔抵达西安后。按照原定计划,要由西安出发直到延安,要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战区内慰劳视察。对于延安,往日梁实秋只能从截然不同的两种宣传中加以揣测,到延安作一番实地考察早是埋藏在他胸中的夙愿。所以听说慰劳团的计划内有延安之行,他格外兴奋,不禁跃跃欲试。但正当他们束装待发时,一封从延安寄到国民参政会、由毛泽东亲自签发的电报给梁实秋迎头浇了一瓢冷水。电报的内容略谓:慰劳团中有余家菊、梁实秋二人,本处不表欢迎,余家菊为国家主义派,梁实秋则拥汪主和与本党参政员发生激烈冲突,如必欲前来,当飨以高粱酒玉米面。参政会接获此电后,当即通知慰劳团取消了延安之行。

  丧失了唯一的一次赴延安考察的机会,梁实秋怅然若失,快快不乐者累日。他一方面为错过机会而懊丧,一方面又为电报指责他“拥汪主和”而大惑不解,不知何所据而云然。他抒发自己的苦闷说:“汪之叛国出走,事出突然,出走之前并无主和之说,更没有任何人拥汪之可能。但是我因此而没有去瞻仰延安的机会,当时倒是觉得很可惜的。”

  两个多月的战地军旅生涯,应该是梁实秋平生的得意之笔。他在教科书编委会有同事李清悚其人者,工诗善画,才华内蕴,曾在梁实秋生日那天赋诗祝贺,其中道:

  累卯中原系一匏,南船入蜀共西郊;
  三年接席酬青眼,四座推君解白嘲。
  奉使长安问斗鼠,再生新月照函崤;
  归来十万平民策,莫使先生卧峡坳。

  诗中的“奉使长安”及“平边策”等赞颂语,想来当与他前线劳军及在国民参政会的工作有关。

  他的另一个“国学邃深”而又善诗的朋友也有一诗,意义与此相近。道是:

  戍火相逢三峡区,霜天腊八寿清壶。
  黑头参政曾书策,为问苍生苏息无?

  五、北碚岁月

  梁实秋于1938年夏到重庆,经过几番周折后,最后在北碚定居下来。虽然是在后方,他可也算得是经历了火与血的“洗礼”。

  1939年5月3日,日军空袭重庆市,炸死炸伤无数寓居于重庆的平民百姓。梁实秋惦念他的一位好朋友的安危;第二天冒险从北碚乘船来到市内,在临江门夫子庙一带亲眼目睹了遭空袭后的惨象:大街上一长列盖着草席的死尸,草席短,每个死尸的两只光脚都露在外面。在戴家巷二号朋友的客厅里,他正在为死难者嗟叹不已,忽然防空警报又急骤的响了起来,其声呜呜,令人惊心动魄。其时只有梁实秋和两个女眷。紧急中不知该如何躲避,只好聚在客厅里屏息待变。忽然一声巨响,房檐一角坍下,灰尘迷漫,炸弹爆炸声接连而至。抬头观看,四处起火。他们先是不约而同地钻到一张大硬木桌底下,随后恍然若悟,又一齐夺路逃出门外。这时,大街上已是一片混乱。有宪兵大声吼叫道:“到江边去,到江边去!”组织人群疏散。直至黑天,梁实秋他们才随着人流,摸索着爬下陡坡,到达海棠溪的沙洲上。坐在沙洲上,仰视重庆市,已是一片火海。直到午夜过后,火势渐杀,才相率挣扎着爬上陡坡回去。这就是有名的“五四大轰炸”。

  还有一次,敌人的飞机到北碚偷袭,疯狂地进行轰炸。这次梁实秋正呆在新村中国银行的宿舍楼上。一开始,他没有忙着躲避,还隔着窗子遥望天空,心里暗数敌机的架数。忽然一阵啸声震耳,炸弹在眼前纷纷落下,房屋为之动摇,才匆匆从楼上跑下来。

  在那些危险、紧急的日子里,梁实秋没有受到伤害,但他亲见或耳闻的许多血案,是他永远难以忘记的。一次敌机偷袭北碚,他的一位同事被炸伤,隔江黄桷树复旦大学的孙寒冰教授则被飞起的巨石砸死。他的老朋友吴景超告诉他,重庆大隧道惨案过后:“督邮街上数十辆大货车运尸,全裸的与半裸的尸身堆满车上,如同新宰的猪羊,有时从车上滑落一二具,一时也无人照管。”

  正是由于这种亲身经历,梁实秋对扩张性极强的日本民族印象是很坏的。甚至很多年以后,谈起中华民族同日本人之间的“血海深仇”,他犹然愤慨不已、义形于色。

  但是,日寇的暴行适足以引起中华民族的同仇敌忾。正是在这种情绪的激励下,梁实秋带领他的同事开始了编写教科书的紧张工作。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全套几十本书全都如期完稿付印,然后源源不断的供应到后方各地学校使用。谈起这一工作,梁实秋是有些感到骄傲的:“抗战期间我有机会参加了这一项工作,私心窃慰,因为这是特为抗战时期需要而作的”。就贡献而论,他无法与咤叱风云、率领着千军万马的将军相比,但尽其所能的为抗战做一些切切实实的实际工作,也算无愧于这个时代和民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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