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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水木清华(5)


  三、“五四”运动在清华

  美丽幽雅的清华园内,生活是那般的平静而安说。梁实秋和他的青年朋友们被这种生活所陶醉,度过了一年又一年充满了虹彩的时光。他上课堂、做作业、踢足球、打网球、躺在宿舍的床上与同舍生海吹神聊,与二三友好踏着皎洁的月辉到荷花池畔漫步。一个礼拜过完,他还可以过上一个愉快的周末。一般情况是,他在星期六晚上提前领出一个写着姓名的黑木牌,第二天一早交给看守大门的一个姓张的老头儿,就可以获准回家。沿着大道坐上一小时左右的人力车即可到家。但更多的时候,他是骑一头毛驴,经过大钟寺,到达西直门,而后一蹶一颠地走到自家门口。这样,不仅路程更近,而且他也觉得更有意思,跨在驴背上有一种说不出的愉快味道。到家后,母亲总忘不了给他做一顿可口的饭菜。到了后半晌,他可又得骑上毛驴,背一身夕阳回转学校了。

  很难预料,假若日子不发生任何波澜,就这么一直过下去的话,梁实秋此后将会怎样度过他的一生?他将会成长为怎样一个人?

  但是,历史的发展自有其内在的逻辑。生活于社会整体中的个体,是无法摆脱社会整体控制的。当个人在想象中为自己的未来编织各种各样美妙的梦时,社会或许早已规定好了你未来的一切。一旦两者发生抵触,最后总是以前者对后者的服从告终。

  事实上,当梁实秋和他的同学们正充分地享受校园生活那难得的宁静温馨时,中国社会的天边已开始隐隐响起阵阵惊雷。

  比梁实秋们还要更早的可敬的一代先驱们,在中国社会还普遍处于蒙昧麻木状态时,在中国社会还处于子夜般浓重的黑暗时,麻醉的灵魂就已苏醒过来了。他们人数很少,力量极小,但他们仿佛受到历史之灵的神启,极其分明地听到“有个声音常在前面催促”自己,内心里产生了强烈的“我息不下”,“我只得走”的冲动,于是怀着满腔悲愤不计成败地开始了拆毁“铁屋子”的工程。他们以生命和热血点燃起新文化运动的火把,燃向青年们干渴焦燥的心田,燃向黑暗大地上的遍地野草……

  伟大的五四运动在1919年爆发,不管能找到多少条理论的和现实的依据,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与此前先驱者开展了数年之久的新文化运动是一脉相承的,是这场运动的直接成果。五四运动证实了群众的力量,政治的力量,同时也证实了思想的力量、知识的力量。

  在这里,我们不想也没有必要对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作出全面的说明。但我们却不能不看到,这场运动一经发生,立即以怎样的深度和力度,影响和改造了一代和几代青年的心灵,又是以怎样的深度和力度,决定了他们此后的人生道路。

  清华学校距北京城较远,五月四日的那一天仍如既往一样度过。但两三天后消息传进清华园,清华学生们的反应又是那样异乎寻常的强烈和迅速。学生运动象怒潮般不可遏止地开展起来,并立即汇入了北京城群众运动的大潮中。

  半个多世纪后,梁实秋讲起当年清华学校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还十分自豪、向往;对那时的学潮的组织领导者表示由衷的敬佩:

  清华学生的领导者是陈长桐。他的领导才能(Charisma)是天生的,他严肃而又和蔼,冷静而又热情,如果他以后不走进银行而走进政治,他一定是第一流的政治家。他的卓越的领导能力使得清华学生在这次运动里尽了应尽的责任,虽然以后没有人以“五四健将”而闻名于世。自五月十九日以后,北京学生开始街道演讲。我随同大队进城,在前门外珠市口我们一小队人从店铺里搬来几条木凳横排在街道上,人越聚越多,讲演的情绪越来越激昂,这时有三两部汽车因不得通过而乱按喇叭,顿时激怒了群众,不知什么人一声喝打,七手八脚的捣毁了一部汽车。

  作为历史已逝去的一页,五四运动一去不复返;但作为中国历史最光辉的一页,五四运动所体现的精神是永在的。有限性和无限性,短暂性和永恒性,从来都是同在并存的。对于我们后人来说,挖掘五四精神的内涵,理解五四精神的真谛,将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按照梁实秋的理解,五四运动最根本的意义在于中国人、尤其是中国青年人某种自觉意识的苏醒,在重新认识自身价值、重建人性方面,迈出了艰难而又关键的第一步。他对此有着确切表述:

  五四运动原是一个短暂的爱国运动,热烈的,自发的,纯洁的,“如击石火,似闪电光”,很快的就过去了。可是年轻的学生们经此刺激震动而突然觉醒了,登时表现出一股蓬蓬勃勃的朝气,好象是蕴藏压抑多年的情绪与生活力,一旦获得了迸发奔放的机会,一发而不可收拾,沛然而莫之能御。梁实秋谈到“情绪”与“生活力”等等,意思非常显豁。他此处是就个体生命和个体的价值着眼,以为五四运动实乃中国有史以来对倍受压抑和摧残的个性的大解放。

  在这一点上,梁实秋表现出向当时整个进步思潮认同的趋向。因为正是在对待个体与群体关系上,或者说,在是否承认个体地位的问题上,才能真正把传统价值观念和新型价值观念最后区别开来。特别标举出这个标准,对我们来说极为重要。因为不论什么事物,其表现形态是可以随时调整变化的。比如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可以以旧时传统的面目出现,也可以以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形态的变态出现,能够变得看起未比进步更进步、比革命更革命,并且一旦逼得它以变态出现时,其封建性也必将更趋于极端化。这时,判断它究竟属何性质,最好的试金石便是看它在人的价值观念上持何态度,看它对待个体地位、个体价值、个体权利是重视还是蔑视、是肯定还是否定、比传统封建主义是有所改进还是完全相同甚或更加变本加厉。

  在另一点上,即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上,梁实秋关于五四运动的观点,也表现出向当时整个进步思潮认同的趋向。在他看来,五四运动对中国的固有秩序、固有体系、固有观念是一次强烈的冲击,而换回的,是社会的迅速发展和进步。他说:“五四运动实乃一大变局。新一代的人要造反,不再忍了。有人要‘整理国故”,管他什么三坟五典八索九丘,都要揪出来重新交付审判。礼教被控吃人,孔家店遭受捣毁的威胁,世世代代留下来的沟要彻底翻腾一下,这下子可把旧一代的人吓坏了。有人提倡读经,有人竭力卫道,但是不是远水不救近火,便是只手难挽狂澜。代沟总崩溃,新一代的人如脱缰之马,一直旁出斜逸奔放驰骤到如今。旧一代的人则按照自然法则一批一批的凋谢,填入时代的沟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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