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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


  §第十章 只发言,不行动

  §一、宪政不适合中国

  早在1941年,中国抗日战争形势有所好转之时,梁漱溟就开始从文化角度思考中国所以不能强盛的原因,只是因为连年战乱,之后又忙于调停国共矛盾,无法深入。此次脱离政治,使他得以继续先前之课题。11月,他辞去了民盟秘书长职务后,回到重庆北碚创办勉仁书院,一方面讲学,一面潜心研究,希望从文化角度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并着手写作他考虑已久的问题——《中国文化要义》。

  梁漱溟基于他的新儒家的角度,重新研究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传统社会结构,自以为找到了中国何以前期辉煌、强大而后期却落伍于世界潮流的原因。

  他又比较研究了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认为中国文化自有其特殊性,其未来的发展前途也自成体系,不能盲目地效法西方近代已走过的路。

  通过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社会的分析,对中、西、印度三种文化的比较研究,他更加坚信自己过去对中国未来光辉前景的判断,从而得出了他一贯认为却不敢确定的结论:宪政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如果硬性模仿西方民主的形式,实际并不能给中国带来民主,反而将引起混乱和灾难。

  1946年11月12日,国民党政府不顾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反对,单方面决定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并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并宣布于明年12月25日起施行。1947年3月15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研究如何促进宪政、做好行宪工作。6月13日,“选举总事务所”在一片反对声中成立,11月,又成立了所谓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和选举指导委员会,并匆匆在各地举行“国大”代表选举。

  对于国民党的为制造民主、和平假象而匆忙推行宪政的拙劣行径,梁漱溟深不以为然,戏称之为“选灾”。但他既然已声明退出政治,就不便针对国民党政府发表攻击,于是利用学术问题为掩护,从文化角度说明中国目前并不具备推行宪政的条件。强制推行,不但不能给中国带来民主,反而会给人民带来人为的灾难。总之,中国既然不适合走宪政之路,就不必勉强去走。

  梁漱溟的与众不同的见解,使忙于行宪的国民党大为恼火,但苦于梁漱溟乃是借学术探讨的幌子,不好在政治上进行反击。但在文化界中,却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引起张东荪、郭叔士、费孝通等人著文讨论。他们虽然同意梁的中国目前不具备推行宪政的条件的论断,但否认中国不适合实行宪政的说法,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平的实现、人民的觉醒与开化,中国一定会走上宪政之路。

  对于张、郭等人的批判,梁漱溟不愿作答。他声明,自己的《中国文化要义》即将完成,大家可以由此书明白他的真实想法和具体主张,他就不一一作答了,大家如有疑问,可以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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