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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九


  秋后,陈毅又专门派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的专家黄农(后改名王雨田),陪同罗生特到山东为罗荣桓治病。

  罗生特身材高大,性格开朗活泼。在新四军时,常同性格同样十分豪爽的陈毅、彭雪枫拊掌而谈,有时还拍拍肩膀,开几句玩笑。罗生特认识罗荣桓后,发现他的性格同陈、彭完全不同。他沉静含蓄,但又十分平易近人。罗生特同他交谈时,他往往是听得多,说得少,而每次说话又都是言简意赅。

  罗生特还喜欢了解一些中国革命将领的经历。到山东后,他对罗荣桓进行“采访”,然而不管他怎样动员,罗荣桓还是很少谈自己的过去。

  有一次,罗生特听梁兴初说,罗荣桓曾在“湖西事件”中救过他的命。罗生特颇感兴趣,去问罗荣桓,可罗荣桓只是淡淡一笑,说一声“这都是应该做的”便完事。

  罗生特知道罗荣桓爱吃辣椒,有一次使用蹩脚的中国话问罗荣桓:“听说你们湖南人爱吃辣椒,连吃西瓜都要放辣椒,是这样吗?”他的话把罗荣桓也逗笑了。然而,他坚决反对罗荣桓吃辣椒,说:“你这个湖南人碰上我,可就遭罪了。”

  罗荣桓夫妇经常留他在家吃饭,相处如同一家人。他同罗荣桓的孩子东进混得很熟,东进称他为“大鼻子叔叔”。

  罗生特毕业于维也纳大学,在国内曾因参加反法西斯斗争而被捕,在狱中被法西斯暴徒打断了两根肋骨。来山东后,罗荣桓对他非常关心。前线缴获的炼乳、咖啡等罐头,罗荣桓都吩咐送给他吃。然而,限于条件,有时罗生特也得啃煎饼。常常寄养在老乡家中的罗东进吃惯了红高粱煎饼,称之为“嘎崩”。罗生特啃起煎饼来,也是津津有味,他还学着东进的话说:“这个嘎崩很香。”

  本来,罗生特大夫是专门给罗荣桓治病的,可是罗荣桓却任命他为山东军区卫生部顾问,并向卫生部的领导同志多次交代说:“你们有外科和妇科的疑难病人,都可以请罗生特大夫会诊,还可以请他给医务人员上课,要充分发挥他的作用。”

  在罗荣桓去淮南治病期间,山东分局召开了区党委书记扩大会议,由到北方局汇报工作的肖华传达了北方局的指示,由朱瑞作了《山东五年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罗荣桓回山东后不久,八月间,朱瑞奉命回延安准备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九月间,罗荣桓担任山东分局书记。

  自罗荣桓主持分局和军区的领导工作后,山东根据地完全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军队和地方的一切工作,均在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的统一领导下,统一思想,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这时的山东分局,由罗荣桓、黎玉、肖华组成。到一九四四年下半年,又增加舒同为委员,担任分局的秘书长。他们四人组成的山东分局,形成了统一领导山东斗争的核心。黎玉在领导山东人民抗日武装起义、建立山东纵队和山东抗日根据地中,作出过卓越贡献,这时,他除了兼任山东军区副政委以外,主要是分管地方党政方面的工作。他积极支持罗荣桓并做了大量的工作。

  罗荣桓担任分局书记后,非常注意和讲究领导工作的艺术。一般性的工作,他总是放手要大家大胆地干。开始,有的干部事无巨细都向他请示,罗荣桓反复向他们说明,要他们放手大胆地去处理一些职权范围内的事情。他认为,这也是培养干部,提高干部独立工作能力的一种方式。他对有关方针政策问题,有关山东全局的问题,有关重大军事行动的问题,却抓紧不放,一抓到底。这一切,充分表现了一名战略指挥员和政治家的风度。

  罗荣桓还很善于做人的思想工作,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把党的方针、政策化为大家的实际行动。凡重大问题,别人有不同意见时,他从不独断专行,总是广泛听取意见,集体讨论决定。他历来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人们常常形容与他共事的几位领导干部是他的“三头六臂”。他自己也经常对人说:“我自己能有多大本事?还不是依靠大家的努力!”所以,一九四三年以后,山东党的领导,出现了空前的团结一致。大家心情很舒畅,共同为尽快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在各方面的优势,改善山东抗战的局面而奋斗。

  §送于出鲁,阻李入鲁反共

  罗荣桓去淮南治病,所以不能久留而要赶回山东,很重要的原因是李仙洲入鲁,引起山东敌伪、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方面的斗争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波谲云诡的形势下,如何因势利导,以改善共产党、八路军在山东的地位,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

  李仙洲,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山东长清县人,是蒋介石嫡系中著名的山东籍将领。卢沟桥事变后,他曾率第二十一师到居庸关、八达岭一带对日军作战,后在忻县参加歼灭了日军板垣师团一部的“南怀化之战”,负了重伤。一九三八年一月,他任第九十二军军长。一九三九年秋,蒋介石密令他准备进入山东反共破坏抗战。他率部从湖北通城北进到达皖北阜阳一线。皖南事变后,蒋介石为了同新四军搞磨擦,又命令李暂停入鲁。一九四三年蒋介石在全国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时,一面阴谋策划进攻陕甘宁边区,一面命令李仙洲部即行入鲁,以增强山东的反共力量。

  李仙洲部入鲁之时,甲子山战役结束不久,八路军与于学忠部之间仍有芥蒂。于、李如果合流,国民党顽固派的力量将大为增强,而使八路军在三角斗争中处于不利的境地。另一方面,李部入鲁后,敌伪同国民党之间,于学忠和李仙洲之间,李、于和各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也将急剧发展,山东的三角斗争将日益复杂和激化。一九四三年一月间,罗荣桓等致电北方局,具体分析了这一复杂的形势,认为必须利用有利时机,制定出正确的方针和政策,以争取山东局面有一个新的转变。他要求紧紧掌握对敌斗争这个主要矛盾,强调对国民党部队疏通团结,推动和争取李部入鲁抗战,共同对敌,并按照国民党部队对抗战与团结的不同态度,分别采取不同对策,充分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抓住有利的历史先机,开创山东抗战的新局面。

  一九四三年一月,李仙洲投石问路,先令其暂编第三十师师长路可贞率一个团北越陇海路,在砀山以北至微山湖之间建立了立足点。李仙洲看到路部站住了脚,乃于三四月间亲率主力过陇海路进入鲁西。同时通过当地投降派向敌人联络,企图取得敌人谅解。但日军为了加强对山东的控制,尤其是为了平息因李部入鲁在伪军中引起的不安,并不买李仙洲的帐。李部到达单县后,日军纠集了一千余人的兵力,配合汽车、坦克,向李部进攻,激战至黄昏,李部伤亡严重,连夜转移至微山湖西侧。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的部队从侧翼袭扰日军,配合他们作战,为其负伤的官兵换药,并用担架送回原部队。《鲁西日报》还发表了社论,向与日军激战的九十二军表示慰问。但是,李仙洲却认为这是企图动摇他的军心,对八路军态度十分不友好。他又命令第一四二师师长刘春霖、副师长牛乐亭率三个团东越微山湖和津浦路以后,与刘桂堂部勾结,共同对付八路军。

  刘桂堂,放羊的出身,从小结识了一些土匪,十几岁便开始拦路抢劫,逐渐形成一股庞大的匪帮。由于他面如锅底,在土匪中又排行第七,便得了个“刘黑七”的绰号。抗战前他洗劫鲁南寺彦村,一次便杀人七百多。鲁南老乡家里,孩子如果哭闹,一说刘黑七来了,孩子顿时就不敢哭了。人们赌咒发誓时常说:“如果我说瞎话,今天就碰上刘黑七。”抗战前,他祸害山东,流窜于华北各地,他的队伍多次被消灭了,又多次拉起来。抗战初他投降日寇,跟随日军进攻胶东抗日根据地。一九三九年又宣布“反正”,蒋介石给了他一个第三十六师的番号。李仙洲入鲁,他得到了国民党嫡系部队的直接支持,便更加猖狂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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