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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在这一期间,罗荣桓正在部队检查反“围剿”的政治工作。他听说政治部的几个部长,甚至还有刚从十师调来的一个小勤务员也被抓了起来,便匆匆赶回军部。这时,军部已转移到黄陂、小布以东的钓锋。罗荣桓一下马便听取了政治部的简单汇报,然后来到押“犯人”的临时拘留所。

  罗荣桓一进门,便看到一个小战士蹲在墙角哭哭啼啼,那瘦小的肩膀不住地颤动。这是一个还没有发育成熟的孩子,在“犯人”中特别显眼。罗荣桓走到他跟前,和蔼地问:

  “小鬼,你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小战士一见是罗政委,慌忙站起身来,用袖子擦擦眼睛,抽泣着说:“我就是帮他们买了半斤花生米和一斤白酒……”说着说着,他象受了欺负的孩子见到了妈妈,哭得更伤心了。

  罗荣桓皱起了眉,“你不要哭,慢慢地讲。你叫什么名字,在哪儿工作,帮谁买了花生米和酒?”

  小战士一面不住地抽泣,一面告诉罗荣桓,他叫王东保,原来在十师宣传队。十师宣传队有几个AB团被杀掉了。他就是给他们买的花生米和酒。

  罗荣桓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指着王东保责问陪他前来的保卫干部:“这是一个小孩子,怎么会是AB团?”

  不等这个干部回答,罗荣桓便立即下令:“把他放了!”后来罗荣桓把他要去当了勤务员。

  处理完王东保等人的问题,他又听负责审讯的干部汇报说,有“犯人”交代,副官游邦栋也是AB团。罗荣桓决定亲自听取对他的审讯。

  游邦栋来后,矢口否认自己是AB团,负责审讯的干部打断他的话,冷冷地对他说:“你不要再狡辩了,×××已经交代了……”

  听了这个话,游邦栋感到自己浑身有嘴也说不清,他转向罗荣桓,急切地说:“罗政委,这真是天大的冤枉。我不是AB团。如果我是,”这时他从桌上抢过一把刀,罗荣桓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决断地说,“就象这个手指!”说着,他手起刀落,砍断了自己的左手小指。

  罗荣桓连忙吩咐警卫员把他带下去找医生进行包扎。事后,他严肃批评了游邦栋自残的错误做法,把他释放了。

  这时,又有人反映,军部特务营政委陈志坚打AB团很不得力,右倾手软,说不定本人就是AB团。肖华是二十军发源地兴国县人,据说兴国县的AB团最多,所以肖华也有AB团的嫌疑。罗荣桓不同意这种捕风捉影的猜测,将他们保护起来。

  与此同时,打AB团在各师已经普遍开展起来了。部队撤到宁都县境时,军政治部通知第十二师师长肖克和政委张赤男说,十二师的宣传队长和一个宣传员是AB团。于是,师里立即将这两人逮捕。提审时,这两个人不承认,一用刑,承认了,又供出了十几个人。再抓,再打,再审,这十几个人又供出几十人,十一月底,这个师已抓了一百多人。当时前委规定,捕人由各团党委决定,杀人由各师党委决定,毋须向军党委和前委请示报告。十二师准备杀几十人。

  就在准备动手的这一天早晨,十二师领导感到杀这么多人有问题,肖克便骑马到钓峰军部向罗荣桓政委请示。罗荣桓和红四军军委秘书长黄益善接见了他,听了他的汇报。罗荣桓明确答复:“不能杀那么多人。”黄益善支持罗荣桓的意见。

  听了这两位领导干部的意见,肖克感到心中有了底。他立即往回赶,救下了三十多人。从此,“罗政委刀下留人”的故事便在红军许多部队中流传开来。

  打AB团,是由于在斗争形势十分紧张的条件下,中共党组织对红军内部的敌情作出了错误估计。当时的罗荣桓还无法分辨这一是非。但是由于他保持了比较清醒的头脑,具备优良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仍然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由于他的亲自干预,红四军杀人相对地说比较少。这一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了。尽管后来他因此被某些领导人看成是“右倾”,但他却减轻了打AB团对部队造成的伤害,保持了部队的战斗力,从而为即将来临的反“围剿”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第五章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

  §参加第一、二、三次反“围剿”

  第一次反“围剿”战斗很快就要打响了。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下旬的一天,红四军在钓峰河滩上召开了粉碎敌人“围剿”的动员大会。罗荣桓在大会上讲话。他深入浅出地阐明了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准备反攻”的方针,根据总前委的布置,列举了红军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克敌制胜的八大有利条件。这八大条件的前两条讲国际、国内形势对红军有利,后六条是:一、我们的战略好,着着胜利,敌人是着着失败;二、我们有群众拥护,敌人遭人民反对;三、我们兵力集中,敌人兵力分散;四、我们内部团结,敌人军心涣散,人多摆不开,枪多拿不稳;五、我们准备充足,敌人经济恐慌;六、我们得地利,敌人人地生疏。他讲完话后又领着大家高呼“勇敢冲锋”“拚命杀敌”“多缴枪炮”等简短有力的口号,以鼓舞广大指战员昂扬的战斗意志。前不久在部队中因打AB团而引起的惊慌不安的情绪为之一扫。

  十二月三十日,林彪、罗荣桓率领红四军插到龙冈以北,同红三军团、红三军、红十二军一道,围歼敌第十八师,活捉敌师长张辉瓒,接着又歼敌第五十师之一半,胜利粉碎了第一次“围剿”。

  在第一次“围剿”遭到惨败后,蒋介石又派何应钦为总司令,率领二十万大军,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反革命“围剿”。红军立即与敌人脱离接触,向南撤到广昌、宁都一带。在这一期间,罗荣桓以主要精力抓反“围剿”的政治工作。他召开了红四军政工会议,总结了第一次反“围剿”的政治工作经验,根据总政治部颁发的《反“围剿”政治动员令》和宣传提纲、口号,结合四军的具体情况,布置了反“围剿”的政治工作。会议刚结束,他又召集了有驻地群众参加的誓师大会,号召军民团结起来粉碎敌人新的“围剿”。接着,各师也分别召开了反“围剿”动员大会。与此同时,红四军各个部门都围绕着反“围剿”这个中心开展工作。司令部、供给部、卫生部分别召开了参谋会议、副官会议、军医会议,研究和布置了各项作战的保障工作。有了上一次反“围剿”的经验,这一次反“围剿”的各项准备工作做得更加充分了。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日,罗荣桓等率红四军随方面军总部转移到离敌人仅四十里的东固、龙冈一带集结待命,等待有利战机的到来。几万大军集中在大山里头,刚过了几天,给养便发生了困难。每人每天只能发几分钱菜金,菜还没有地方买,柴禾得靠自己上山打。罗荣桓在这一期间一手抓训练,一手抓生活,为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兢兢业业地工作。每天拂晓,他带领机关干部和部队一起爬山,练习抢占山头。晨雾还没有退尽,他便和战士们一道,一人背着一捆柴禾走下山来。他号召大家开动脑筋,想方设法改善生活。每逢休息时间,他便和战士们一起挖竹笋、捉泥鳅、摸田螺、挑野菜……到了夜晚,常常可以见到“满田灯火摸螺蛳”的情景。实在没有菜吃,打些米面糊糊,放一点盐就算是菜。

  环境这样艰苦,罗荣桓在抓训练、抓生活的过程中,始终把政治工作作为生命线,予以高度重视。在他领导下,部队经常上课,党团员经常开会,以制定个人和班排的作战计划,讨论在即将来临的反“围剿”战斗中如何发挥模范作用和先锋作用。每个连队都布置了列宁室,出了墙报,到处都可以听到嘹亮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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