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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


  罗荣桓躺在担架上,随着打了败仗的队伍匆匆北撤。当时部队里连纱布、碘酒也没有,医务人员只好随便找上点白布将他的伤口裹上。殷红的鲜血早就把裹伤口的白布浸透了。在崎岖的山路上,担架不住地颠簸,引起罗荣桓伤口一阵阵剧痛。他咬紧牙关,还不时安慰为他的伤势焦虑的医务人员。

  队伍撤到寻乌,才找到碘酒纱布。十一月二十三日,红军收复汀州,红四军前委召开会议,决定请毛泽东速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同日,罗荣桓住进了汀州傅连暲开办的福音医院。自从红四军一九二九年三月打下汀州后,傅便倾心革命,带领医院积极救治红军伤病员。由于红军当时尚无较稳定的根据地,红四军撤离汀州后,医院仍留在汀州,利用教会和红十字会名义及傅在当地上层人物中的关系,继续掩护和医治红军伤病员。

  这时,罗荣桓的伤口已基本愈合,但因为负伤时失血过多,身体仍然十分虚弱。为了给罗荣桓补血,加强营养,傅连暲天天让他吃猪肝,可又不让他吃一点辣椒,因辣椒是有刺激性的东西。罗荣桓住了十天院,几乎天天都吃不放一点辣椒,盐也放得不多的猪肝汤。他既衷心地感谢傅医生对他的关心,可又感到实在有点吃腻了。后来他经常对傅连暲开玩笑说:“你的猪肝我可是吃够了。”傅便双手一摊,无可奈何地说:“当时为了加强营养,除了猪肝,我是什么也拿不出啊!”

  十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回到红四军前委。二十八日,前委召开了扩大会议,决定部队整训,同时准备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十二月初,罗荣桓出院归队,随即率领第三纵队第九支队来到连城新泉,参加部队整训,军部也驻在这里。

  在此期间,毛泽东集合了一批党代表,用半个多月时间,召开了多次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为召开红四军党的九次代表大会作准备。罗荣桓自始至终参加了这些会议,并积极反映了部队的情况。他讲了废止肉刑,反对打骂士兵的问题。他说,第九支队有一位军官,打人很凶,士兵就送了他一个绰号,叫“铁匠”。这个典型写进了古田会议的决议。

  十二月中旬,部队由新泉开往古田,罗荣桓等党代表又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会议,逐条讨论,起草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草案。

  十二月二十八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在古田的溪背村廖氏宗祠召开,毛泽东作了关于大会八个决议草案的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并就禁止枪毙逃兵问题作了发言。由于大会八个决议草案是会前经过充分酝酿,集体讨论后由毛泽东起草的,因此很顺利地为大家所一致通过,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在这一决议中,毛泽东系统地总结了红四军建军的经验,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奠定了红军政治工作的基础,使红军得以肃清一切旧军队的影响而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大会接着改选了红四军前委。这次大会提出,候选人必须具备“政治观点正确、工作积极、有斗争历史”三个基本条件,才能当选为委员。会议经过充分酝酿,选举了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十一人为正式委员,杨岳彬、熊寿祺、李长寿三人为候补委员。在前委一九三〇年一月六日向中央的报告中指出:“此次选举精神,一洗以前的故习,……内中如宋裕和(湘南农民)、李长寿(独立团老兵)、田桂祥(湘南农民)、黄益善、罗荣桓五位同志皆系作下层工作,以观念正确,斗争积极,经前委介绍而当选。”

  罗荣桓的一贯表现和在古田会议前后的作用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在古田期间,有一次,毛泽东和刚从上海调来的前委秘书冯文彬在散步,这时罗荣桓恰巧从一旁走过。毛泽东指着罗荣桓对冯文彬说:“这个同志是个人才,是一位很好的领导干部,对这个同志,我们发现晚了。”

  古语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沉静稳重的罗荣桓就是不言的桃李。由于他不露锋芒,便很难脱颖而出。人们发现他的才干就需要一个过程,连以知人善任著称的毛泽东都对他发出了“发现晚了”的慨叹。

  §在第二纵队

  古田会议结束后不久,朱德率红四军第一、三、四纵队从古田出发,进军江西。毛泽东率第二纵队断后,同时改组了这个纵队的领导机构:曾士峨任司令,罗荣桓任政治委员,原二纵队五支队党代表罗瑞卿任纵队政治部主任。

  ①根据中央九月来信,此时党代表已改称政治委员

  这支部队的骨干力量是原军部的特务营。它是由国民党起义部队编成的。在起义之初,队伍里有不少士兵是既扛步枪又带大烟枪的“双枪”兵。为了将这支队伍改造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前委派去了各级党代表,补充了一批经过革命战争锻炼的战士,建立了党支部和士兵委员会,从组织上完全改变了旧军队的一套,为部队的进一步改造打下了基础。

  但是,浓厚的旧军队的思想作风,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清除的。这支队伍里,有不少人还没有认识到红军党代表制度的重要性。对党代表重视与否,完全是看人行事。党代表如果能打仗,他们就伸出大拇指,说一声“兄弟佩服”,十分尊重;否则,就看不起,甚至骂党代表是“卖狗皮膏药的”。也有不少人认为军队的任务就是打仗,群众工作是地方干部的事,顶多也只不过是政治干部的事。他们非常不情愿到闽赣交界的山区来,感到这个地方田少石头多,吃的尽是番薯,生活太苦。他们最高兴的是闯州过府,因为进了城就可以大吃大喝。有少数流氓习气严重的还想乘此去赌钱、逛窑子。在管理教育上,一方面打骂士兵的现象普遍存在,枪毙逃兵的事件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又有些由旧军队来的干部对战士的缺点错误姑息迁就,说什么“当兵的能打仗就行,平时马虎点没有关系”。个别人看到士兵赌钱,不仅不制止,反而要赢了钱的请客。

  第二纵队所以会存在这些问题,客观原因是刚起义不久,要改变旧作风旧习气非一日之功,而主观原因则是由于纵队缺乏坚强的领导核心。这个纵队原来的党代表张恨秋去年下半年刚从上海调来,没有经过实际锻炼。他调到二纵队不久,正赶上打土豪杀猪,便亲自提了灯笼去照明,嘴里还不住地吆喝:“猪肝归我,猪肝归我。”在群众中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他来不久,部队去打梅县。编进队伍里的一批原卢新铭部的俘虏兵,天天有开小差的。他不是设法加强政治工作去巩固队伍,而是采用枪毙逃兵的办法,部队出发前常常要枪毙逃兵放在大路上示众。但这样做仍然制止不住士兵逃亡。打梅县失利后,二纵队的六七百名从旧军队过来的士兵几乎跑光了。

  罗荣桓一到职,就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向部队传达了古田会议决议,组织大家认真学习和贯彻,以此作为改造这支部队的关键。

  按照罗荣桓的指示,各支部逐条对照决议检查了本部队和本支部存在的问题。在检查过程中,有些人有抵触情绪,党员们就以决议为武器,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批评帮助。检查结束后,各支部又把检查的结果向全体党员公布,发动群众讨论。干部和党员自觉的自我批评精神和坚定不移的斗争决心,对全体指战员是很大的鼓舞。这样,就从上到下造成了反不良倾向的气氛,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开展起来了。打骂士兵、不尊重党的领导、不愿做群众工作、搜俘虏腰包、乱拿群众的东西乃至吃喝嫖赌等不良倾向和坏人坏事都揭发出来,并受到批评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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