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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


  要问部队何以如此巩固,原因是多方面的,支部建在连上,对部队进行了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是许多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罗荣桓作为连、营党代表,在具体实践毛泽东所制定的方针政策方面作出了忠诚的努力。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事实证明,那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那一个连就较健全,而连长在政治上却不易有这样大的作用。”毛泽东在这里对连队党代表的作用作了很高的评价。而罗荣桓正是一位在巩固部队、提高部队战斗力方面起了很大作用的党代表。

  ①《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四月第一版,第六十三页

  在巩固部队方面,罗荣桓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扎扎实实做了大量工作,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肃清封建残余,提倡民主主义,尊重士兵人格,不打骂士兵。这从现在的眼光看,似乎是理所当然,不足为奇,但在当时讲,却是一个创举。

  红四军的主力第二十八团和第三十一团都是由国民革命军脱胎而来的。这些部队虽然经受了大革命的洗礼,但有些军官中军阀主义习气仍然相当严重。他们认为,“三句好话不如一个巴掌”,“马鞭子下面出好兵”。官长打骂士兵、老兵打骂新兵,几乎成为家常便饭。罗荣桓对这种作风非常看不惯。他从在读书塾挨了老师一顿戒尺之后,就非常讨厌这种侮辱人格的体罚。他在中学和大学读书期间又长期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熏陶,对于封建主义的体罚肉刑更加深恶痛绝。参加秋收起义以来,他从来没有打骂过士兵。士兵有了过失,在批评时连重话也很少。他常常说:“响鼓不用重锤敲。”对下级和士兵,他总是循循善诱,耐心启发诱导。他为了扭转打骂士兵的坏习气,在第三营进行了不疲倦的斗争。

  一九二八年初冬,第三营驻在永新。一天傍晚,刮起了凛冽的西北风,气温急剧下降,池塘里结上了薄冰。九连四班放哨回来,因为无火可烤,大家都钻进稻草堆。一个个瑟瑟缩缩地当了“团长”,冻得怎么也睡不着。一位俘虏过来的永新籍战士建议烧老乡一点柴草来烤火。班长黄永胜告诉他:“老乡的东西不能动!”这位战士耸着肩膀,缩着脖子,双脚在地上来回跳动,把两只手放在嘴边哈气,无可奈何地出屋去了。不一会,他从老表院里抱了一捆柴禾高高兴兴地进了屋。他一面大声招呼大家来烤火,一面就抽出一把柴,蹲在地上烧了起来。黄永胜让他送回去,这位战士没有理他,仍然蹲在那儿往火堆里加柴。

  黄永胜猛然从铺上爬起来,几步走到这战士跟前,把他手中的柴禾一把夺过来扔到地上,再次命令他把柴禾送回去。这位战士仍然蹲在那里。黄永胜骂他,他不服,站起身来和黄永胜顶嘴。黄感到触犯了自己的尊严,伸手打了他一个耳光。这位战士没有还手,捂着脸扭过头象孩子一样伤心地哭了起来。

  屋里其他战士听到班长和这位战士争吵,都愣愣地坐在铺上,看到班长打了人,也不敢说班长的不是,都去批评那位挨了打的战士,说他不该违犯群众纪律,不该顶撞班长。但是他们那惶惑的目光却流露出对班长的不满。为了打破僵局,另一位战士把火熄灭,将柴禾抱走了。等他回来后,黄永胜向全班训话。他引用了过去在警卫团学来的一句话说: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今后大家都要服从命令!”

  他训完话命令熄灯睡觉。一时间,屋子里只听那挨打战士不时发出的抽泣声。这时风住了,又下起了绵绵细雨,那滴滴嗒嗒的雨声,彻夜也没有停。

  第二天一早,雨仍然不住地下,天气阴冷而潮湿。罗荣桓打着雨伞,踩着泥泞来到九连。连长曾振平忙招呼他坐下烤火。罗荣桓一面同曾连长聊天,一面脱下潮湿的上衣放在火上烤。那衣服上的虱子碰到热气,纷纷掉进火里,响起一阵阵轻微的劈啪声。罗荣桓听曾连长汇报了黄永胜打人的事,便命令传令兵去把黄永胜找来。

  黄进屋,看到罗党代表,拘谨地敬了一个礼。罗荣桓招呼他坐下,然后单刀直入地问他:“听说你昨天晚上打人啦?你何事打人啊?”

  黄永胜辩解道:“那个战士违犯了群众纪律,又不服从命令,我才打了他一巴掌。”

  罗荣桓边听边披上已经烤干的上衣。他耐心地听完黄的话,说:“哦,这么说来你打人是对的喽。”他把手放在火上烤着,停了一会,又抬起头看看黄永胜说:“我问你一个问题,不知道你想过没有。你当班长,如果不打人,有没有法子把全班带好?”

  黄答不上来。

  “怎么?你没有想过吧?我再问你,如果你是当兵的,犯了一点错误,班长动手打你,你的心里会好受吗?”

  黄低下脑袋,一句话也说不出。

  罗荣桓接着耐心地说:“毛委员再三讲,靠拳头来代替教育,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同志们有了缺点和错误,要反复向他们讲道理,使他们明白为什么错了。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口服不如心服,只有心服了,才能自觉遵守纪律。你今后无论如何也不要打人了。你回去好好想一想,看看我讲的道理对不对。”

  在罗荣桓的耐心教育下,黄永胜承认了错误。

  当时,士兵委员会有时也摆脱不了体罚这种封建军队坏作风的影响。对犯了过错的官长,他们也用体罚的办法来对付。九连的曾连长就曾因违犯群众纪律而被士兵委员会打了屁股。罗荣桓发现这一问题后,赶到九连来处理。这时,恰好士兵委员会又决定要打排长曹响的手板。

  曹响原来是湖南起义农军的一个大队长,“八月失败”以后将他调到九连当排长。他认为这是降级使用,心里很不高兴。其实,因为他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当排长也是不太称职的。每逢他带操,口令总是喊不到点子上。做示范动作,连个“枪上肩”也做不好。他一带操,有些战士就忍不住要笑。他一见战士笑就骂,谁要不服就打。他还有一个毛病就是爱赌钱。在红军里既没有纸牌,也没有牌九,他赌瘾发作时就悄悄找几个人用一个铜板猜字背。输赢也不大,就是分来的一点伙食尾子。曹响赌钱的事很快被士兵委员会发现了。士兵们早就对曹响的军阀主义不满了,这一回岂能轻轻放过。连的士兵委员会决定,当众给他以打手心的处罚。

  罗荣桓到九连,知道这件事后,把士兵委员会的委员们找来开会。他仔细听取了委员们关于曹响情况的汇报,然后问大家:

  “官长打士兵对不对?”

  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不对。”

  罗荣桓点点头,“是啊,官长打士兵是要记过扣发零用钱的。官长打士兵不对,可士兵打官长难道对吗?官长打士兵要受处分,士兵打官长就不受处分,你们看,这样做公道吗?”

  一位委员嘟嘟嚷嚷地说:“可他赌钱啦!”另一位委员又补充了一句:“他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睛,骂起人来可难听了。”

  “那也不能打啊!”罗荣桓耐心地说,“无论是官长打士兵,还是士兵打官长都解决不了问题嘛!他有缺点错误,大家可以批评他,教育他,为什么要打呢?你们这一打,他今后在连里怎么工作?”

  在罗荣桓的耐心说服下,九连士兵委员会终于撤销了打曹响手板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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