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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


  1922年“五一”节,李大钊在北京学生和工人代表参加的纪念会上作了演讲,又发表了文章,号召工人们“站起来”,“团结精进奋战”!并针对当时一些小资产阶级人士把“五一”节当成一种时髦来庆祝,指出:“五一”是工人的日子,“是资本家的厄日”,中国劳动者应该用斗争来纪念“五一”节,而不应该去作那种为资产阶级“点缀升平”的庆祝。并提出“反对国际的军阀财阀的压迫”,“改善工人境遇”,“八小时工作”等作为工人阶级当前的斗争口号。

  李大钊不仅从宣传方面积极推动工人运动,而且还作了许多具体的组织工作。当时,很多人常去找他谈有关工人运动的事,北方的同志不仅把他看作是党的领导人,而且把他看作是自己的良师益友,有了问题就来同他商量,向他请教。1922年,他辞去了北大图书馆主任的职务,改任校长室秘书,就是在校长办公室,许多同志也常去找他,至于平时或晚上在家里,去找他的人就更多了。他家的大门,不像当时北京不少人家总是关闭着、要敲门打户通报姓名后才能进去,而总是虚掩着,工人同志可以自由地进进出出。

  李大钊还充分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争取一些对工人阶级斗争有利的条件,推动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1922年4月底5月初,爆发了直奉战争。奉系军阀罪恶昭著,丧尽人心,直系军阀吴佩孚,由于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打败了奉系张作霖,占领了京津一带,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权。为进一步击败对手,吴佩孚曾揭露张的劣迹,极力粉饰自己的门面,收买人心,拉拢工人,说工人支援战争有功,居然博得了“爱国将军”的招牌,因而一举打败段祺瑞。李大钊分析了前后种种情况,利用军阀间的矛盾,通过他的当时在吴佩孚幕下任政务科长的老同学白坚武,曾经亲赴洛阳,与吴佩孚会谈,使他通电发表了“保护劳工”等所谓“四大政治主张”。吴佩孚这样做当然是假仁假义,他唱的所谓“保护劳工”之类的高调,全是骗人的鬼话,只是暂时对工人采取的笼络政策。但是,我方争取他发表这样一个通电,在当时对工人运动的发展还是有利的,李大钊充分利用了这个通电,领导各地工人,去争取一些可能争取到的合法权利,“乘此努力成就本阶级的组织,准备并训练本阶级的战斗力”。

  吴佩孚占领北京,亲日派的交通系内阁也随之倒台。但是,交通系曾长期把持中国的铁路航运事业,他们的爪牙在铁路上星罗棋布,有着根深蒂固的势力。

  李大钊又充分利用了吴佩孚和交通系的矛盾,他经过与吴佩孚幕下一些人物的私交关系,建议当时的直系交通总长高恩洪在每条铁路上派一个密查员,高竟然应允。于是,我党派了何孟雄、张昆弟、安体诚、陈为人等同志去担任北方6条铁路的密查员,这样,京汉、京奉、京绥、正太、津浦等铁路都有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密查员,极大地便利了这6条铁路工人运动的发展,尤其是京汉路沿线,工运发展迅速,到1922年底,已经在沿线建立起16个工人俱乐部。

  李大钊自始至终直接领导了这几个同志的工作。

  去交通部前,李大钊亲自找他们谈话,部署工作,解决思想问题。当时,有的同志对于到反动派的衙门里去工作感到为难,李大钊指出:要从革命的利益着想。

  我们有了这个职务,可以掩护我们的秘密活动。同时,要注意搞好同周围人的关系,最要紧的是不要暴露我们自己的政治身份。此后,李大钊经常找他们了解工作情况,并在工作上给予帮助和指示。

  由于李大钊的积极领导和许多同志的艰苦努力,北方工人运动、特别是铁路工人,在党建立后的一年间普遍地组织起来,为北方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1922年7月,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分析了国际帝国主义宰割下之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批判了当时资产阶级的各种改良主义思想,正式提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最低纲领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

  在中国人民面前首先提出了“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真正彻底的民主革命的口号。

  在这次大会上,李大钊当选为党的中央委员。

  会后,李大钊在北方对党的民族民主革命主张展开了积极的宣传,领导了北方反帝反军阀的斗争。

  李大钊在这一时期发表了很多文章和演说,较系统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当时对中国的种种侵略活动,特别揭露了美帝国主义所倡导的什么“开放门户”、什么“四国银行团”,都不过是“新国际共管”的代名词,都不过是帝国主义共同压榨中国的新花样、鬼把戏!指出:凡是像中国这样的被压迫的民族国家的全体人民,都应该赶快的不踌躇的组成一个民主的联合的阵线,去抵抗国际的资本主义。

  李大钊还有力地进行了反封建的民主主义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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