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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第四章 建党前夕

  随着“五四”运动后马列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工人运动的日渐发展,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的产生已经提上了历史的日程。

  1920年初,李大钊就曾和邓中夏等酝酿过组织共产党的问题。

  1920年1月,陈独秀要避居上海,李大钊不避艰险地护送他离京。因陈独秀北方话说不好,沿途遇到军警检查,都是李大钊对付,一直把他送到天津上船。一路上,李大钊也与陈独秀商讨了有关建党的问题。1920年5月以后,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筹备建党时,考虑到党的名称,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

  拿不定注意。写信问李大钊。李大钊非常明确地回答说:叫共产党。

  送走陈独秀,李大钊在天津,曾与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章志等到旧俄租界去会见一位苏俄朋友,交换革命意见。但是,他们的会见被敌探发觉,并张扬出去,第二天,一家报纸登出“党人开会,图谋不轨”的消息。李大钊便立即返回北京。

  由于李大钊在中国最先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在“五四”运动中所起的卓越领导作用,他在北京的知识界特别是青年中有着崇高的威望,这使他很自然地成为北京研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带头人。许多青年把他看成是自己的导师,跑来听他的教诲,请他帮助。而李大钊就在与青年的广泛接触中,开始了共产主义的组织活动。

  1920年3月,在几经酝酿、讨论后,他终于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最初参加这个研究会的,有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朱务善、罗章龙、张国焘等。不久,瞿秋白也参加了进来。

  当时,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学习条件非常困难,既有反动统治阶级的严禁和封锁,又有社会上顽固的守旧派的阻挠,使得一般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都难以找到,马列主义原著更难找到,他们必须艰苦地搜寻。

  开始,他们只能学到《新青年》和其他报刊上发表的一些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以及少数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中译本。如1920年4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还有河上肇以及考茨基所写的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都被大家辗转相传,争相阅读。后来,经过李大钊从北大图书馆借来了一批外文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组织通晓外文的会员帮助大家学习,这样才初步解决了学习材料方面的困难。

  以后,在李大钊帮助下,大家逐渐搜集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又筹集到了一些资金,买了一批有关的图书。

  研究会成立后,几经交涉,得到蔡元培校长的支持,学校拨出两间宽敞的房子,作为办公会址。在那里,他们设立了一个附属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小型图书室,并亲切地称它为“亢慕义斋”(译音,意思是“共产主义小室”)。这个“亢慕义斋”图书馆,是我国第一个存有比较丰富的马列主义书籍的图书馆,有健全的借阅规则、制度。直至现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里还保存着当时一些盖有“亢慕义斋”图章的书籍。

  在李大钊领导下,一部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进行着紧张的活动。当时,邓中夏等每天一早就到北大三院学习马克思主义书籍,下午从事政治、社会活动,晚上聚在一起讨论革命问题或交换学习心得,总要到深夜才散去。通过这些活动,他们加深了对马列主义的了解,并产生了进一步组织起来开展革命斗争的强烈要求。

  这就为后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打下了基础。

  1919年12月,毛泽东第二次来北京,与李大钊、邓中夏等有了更多的联系。通过这些联系,他积极搜寻当时能找到的一切中文共产主义文献,还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后来,他曾回忆这个时期的情景说:“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是阶级斗争史,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

  他后来用这方法论更深入地思索了各种社会问题,从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起信仰,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当时还曾跟李大钊商量过考虑组织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之事。

  1920年,李大钊仍然在大量写文章。7月8日,李大钊的图书馆主任职务改为教授。担任了教授后,他又到处讲课,宣传马列主义。他这时着重宣传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用它来解释中国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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