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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二


  首先,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回顾了中国人民自辛亥革命以来寻找革命真理,探索革命道路的艰难历程,又总结了自己参加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宝贵经验,然后指出:“在没有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前,中国革命不能免于失败;在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如果不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也还是不能免于失败。而一经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则无往而不胜。”

  同时,林伯渠分析了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三次

  “左”倾错误的实质,将其违反实事求是这一点作为最要害的问题和共同特征提出来。他说:“三次‘左’倾路线的内容尽管各有不同,然而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这就是主观主义,不尊重事实,不从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而从武断和教条出发来确定革命的路线。机会主义者他们自以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实际上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本身是科学,当我们具体运用它来确定革命路线的时候,同样应当以科学的论据,即具体的客观的事实为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如果这个基础不是可靠的,那么,所确定的路线当然只能引导革命走到失败,而不能引导革命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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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77页。

  他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总结和概括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以后,语重心长地提醒人们:“我们要继续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取得胜利,就应当记得我们付出了无数代价得来的教训。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不仅在过去,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是重要的;在现在,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同样是重要的。而主观主义,在过去曾经使得我们在民主革命中遭到失败,而现在也同样可以使得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中遭到严重的挫折。”他最后指出:“只有在我们有了越来越多的人真正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能够成熟地运用它的时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才算有了可靠的保证。”他的发言虽然只有三千多字,却是他半个世纪革命心血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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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377—378页。

  在党的八大及其一中全会上,林伯渠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著名文章《纪念孙中山先生》。同日,北京市各界人民在政协礼堂隆重举行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大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等参加了纪念大会。三十多个国家的一百六十多位来宾和四十多位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也参加了大会。林伯渠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孙中山先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用民主主义纲领来号召革命的民族英雄。”“中山先生在他一生致力革命的四十年间,不断因时代的进步而进步,终于从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进一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进步的阶级——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同盟者。”他科学地评价了孙中山革命的一生,并深刻地指明了孙中山先生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是我们民族的珍贵遗产。他说:“中山先生无条件地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不顾一切压力和诱惑而同帝国主义势力坚决对立。始终不懈地为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而斗争,这就是他所以成为不朽的民族英雄的根本所在。我们应当积极发扬中山先生的这种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把它当作我们民族的珍贵遗产”。纪念孙中山先生九十周年诞辰大会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进一步推动了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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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3日。

  〖鞠躬尽瘁,晚节弥坚〗

  一九五七年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林伯渠虽已年逾古稀,体力进一步衰弱,但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不避辛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仍然发奋工作。一九五七年一月,他去广东考察,从化县明星高级农业社的农民和干部向他反映:“上面技术指导太机械;双铧犁太笨,不能下水田;五一犁咀不好;播种太早,秧老了,肥料和劳力不够。”三月初,他又到杭州考察,龙井乡的农民反映,茶叶收购单位压级压价,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林伯渠倾听农民对政府工作的批评,一条一条郑重地写在日记上,并及时向有关省、县领导同志,提出注意保护农民利益和改进工作的意见。

  三月下旬和四月上旬,他又去上海、南京视察了一些工厂,并和地方领导同志进行了交谈,于四月十一日回到北京。这时中央正在讨论在全党进行一次新的整风运动,林伯渠参加了这一讨论。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主要内容,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但是当各地党组织发动广大群众帮助党整风时,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却乘机向党向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六月以后,党中央对右派的进攻给予了回击。但是由于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作了不恰当的估计,致使反右斗争严重地扩大化了。

  林伯渠非常重视整风运动,他认为整风应“着重整改阶段”,“每人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他强调领导者必须“自觉而正确地以身作则”。他对反右派斗争也十分关注,曾将北京及全国有关右派人数的统计、比例详细地记录在笔记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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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伯渠的笔记本(未刊稿),第2108页。
  《林伯渠日记》(未刊稿),1957年6月6日。

  继反右斗争的严重扩大化错误之后,我们党在经济工作中也发生了背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严重错误。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林伯渠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他对毛泽东在党的成都会议和八大二次会议上轻率地肯定“大跃进”、“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是赞成的。在《日记》中曾写道:“结合毛主席在成都会议和八大二次会议精神来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在“大跃进”开始时,林伯渠为亿万人民群众轰轰烈烈的劳动场面所鼓舞,也说过赞扬“大跃进”的过头话。但经过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不辞劳苦地到内蒙、山西、辽宁、宁夏、湖北、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南各省、区视察之后,他逐渐觉察出一些问题,如大炼钢铁用劳力过多,运输困难,某省百万人缺粮等等,因而在日记中写下了要“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留有余地,力戒浮夸片面”等一些针砭时弊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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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伯渠日记》(未刊稿),1958年5月31日。
   《林伯渠日记》(未刊稿),1958年7月26日,1959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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