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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五日,人代会开始举行预备会议,林伯渠代表中央向到会的一千一百多位代表,说明了预备会议的工作任务,提出了大会的注意事项。十五日大会开幕。十六日他在发言中说:“这个宪法,是一百多年来,尤其是近三十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胜利的总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建国的经验的总结,是我国通过和平的道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保证”。“宪法草案指明了我国正处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时期,反映了我们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根本要求和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共同愿望。”在谈到经济建设问题时,他指出:“发展经济建设是改善人民生活的前提”,当前“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还赶不上广大人民生活需要”,“只有由国家保证优先发展国营经济,即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才能加强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和扩大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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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伯渠代表的发言》,《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汇刊》第85—87页。

  在这次会上,他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在我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两年,为了使计划更加符合实际,中央曾对计划做过多次补充和修正。全国人大闭幕后一个多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一五”计划草案。在两周时间内,先后举行了九次会议,且经常开至深夜。林伯渠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并就“一五”计划的基本指标及工业、农业、交通运输、邮电、商业、人民生活等许多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一九五五年三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一五”计划时,林伯渠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问题,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他认为发展我国的国民经济,“必须是有计划按比例的实事求是地去进行。”他说:“在以重工业是我们经济建设的重点的前提下,不仅在工业和农业之间、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以及与交通运输业、商业、文化教育事业的相应发展,要有适当的比例,而且要使建设计划和资金的积累程度、技术力量、设备供应等建设工作中的重要问题,有周密的研究和计算;不仅要加强各有关部门的相互配合和协作,而且要使中央部门的计划与地方的计划更好地结合起来,使旧工业的利用和新工业的建设更好地结合起来。”

  他针对当时某些操之过急的思想指出:“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必须从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地来加以安排。这是由于某些建设事业,有的因为现在还没有找到更多的资源,如石油,所以在整个工业中的比例,就不能不显得过小;有的因为受到自然灾害、社会改造程度和技术改进条件的限制,在增产中还不能操之过急,如粮食、棉花等,所以在五年增产的指标中,就不能不比原拟的计划暂时加以适当的降低,而采取积极的办法,以保证完成计划。其它如因资源调查、勘探、设计等技术力量的不够,在某些基本建设项目中,(也要)使规定的计划和我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他根据长期从事经济建设工作取得的宝贵经验,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提醒全党同志,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而要从实际出发。

  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和《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

  当我们党正在紧张地领导全国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任务而奋斗的重要时刻,高岗、饶漱石分裂党中央、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的阴谋活动暴露了。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一九五四年二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林伯渠因病在广州休养,经中央同意未参加这次会议,但他高度重视党内出现的这一严重事件,认真学习和研究了中央的文件。他曾在一月二十日的日记中,记下了关于《决议》的六个问题,并在前面加重点号标上了“注意”二字。这些问题是:“一、利于党团结的话就说,不利于党团结的话就不说;有利于党团结的事就做,否则不做。二、任何地区、部门的党的组织及其工作都是党的不可分的一部分,反对任何派别思想、小团体习气、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和本位主义,反对任何妨碍中央统一领导,损害中央的团结和威信的言论和行动。三、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的原则,反对分散主义和个人主义,反对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当作独立王国、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不适当地过分强调个人的作用,反对骄傲情绪和个人崇拜。四、全党高级干部的重要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意见应经常直接向党中央的政治局、书记处或中央主席报告和反映,否则(个人或小集团进行……)这在党内就是一种非法活动,就必须加以反对和禁止。五、全党高干应根据增强党的团结的原则来检查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凡是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都必须改正。六、对于任何有损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应当进行批评和斗争。”林伯渠以此为自己的座右铭,坚决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

  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彻底清算了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阴谋活动。林伯渠在发言中说:“我们党内发生了高、饶反党联盟事件,有些同志感觉突然。对于我自己来说,作为中央委员之一,这样大的危害党的阴谋活动,揭露前毫未察觉,政治嗅觉不灵,这是值得严重警惕、引为教训的。至于这一事件的发生,则不是不能理解的。”接着,他进一步分析道:“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过程中,内外敌人也决不会不进行破坏。在这阶级斗争极为复杂尖锐的时候,堕落成党的叛徒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就乘机阴谋活动起来了。”他深刻地批判了高、饶的反党阴谋活动,指出:一九五三年夏季,中央举行全国财经会议,“高岗、饶漱石之流,却别有用心,进行反中央的阴谋活动。我记得有一次政治局会议,毛主席说,这次财经会议上,似乎有点歪风。这样提醒政治局注意。当时中央虽然对于高、饶阴谋活动的罪恶目的,还不完全了解,但已经开始感到他们有些反常状态了。我们党原是团结而健全的,其肌体内部那里能容许有病毒的微生物附着呢?所以经过一个相当期间,中央书记处采取适当措施,得到充分证据,高、饶反党联盟的罪恶阴谋,就完全弄明白了。七届四中全会证明党是正确的,证明党是团结的,也证明了党有力量能够及时揭发高、饶反党联盟的阴谋,正是党在前进路上克服障碍的伟大胜利。”他最后指出:“七届四中全会决议,每一个党员都应该时刻记在心里,这不仅使我们在工作中可以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而且是党领导全国人民走向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胜利的必要保证”。会议结束后,为了牢记和贯彻这次党代会的精神,他在四月十日的日记中,用红铅笔醒目地写下了如下四条:

  一、遵守党章党纪。
  二、戒骄傲自满。
  三、必须有系统(的)进行监督。
  四、加强马列思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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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伯渠:《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发言》,195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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