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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一


  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克服党内军内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把一切必须和可能集中的权力集中到中央,中共中央反复强调必须建立请示报告制度,要各战略区的党政领导机关和负责人,必须经常就一些政策性的问题,向中央请示报告。一九四八年十月下旬,林伯渠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就“恢复老区,发展新区”工作问题,给中共西北局、党中央写了一个系统翔实的报告。他以详细的数字和具体的事实,报告了延安收复后陕甘宁边区的生产、群众负担、防疫救灾和教育工作方面的情况与问题,边区政府已经或者准备采取的措施。他在报告中分析了城市工商业的状况,说目前的基本情况是“大商缩小、停闭以至外走,小商贩增多,以零购本销为主。”如绥德、米脂、镇川等地,战争以来大商外走者有一百二十余人。延安市商业和手工业现只恢复到战前的百分之五十七。其原因除交通外汇困难、过去负担过重、土改中“左”倾影响外,还由于战争和灾荒造成资金不足、商品缺乏、工业品产量减少、购买力降低所致。报告还提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各县党和政府对于市镇工作的重视和具体领导不够”。边区政府“已开始注意研究市镇工作,并加强领导,有计划的帮助手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结合求得发展。同时适当组织必需品的进口和土产的外销,以扶助商业之恢复和发展”。这是林伯渠在延安所写的最后一个报告,他不仅如实向党中央汇报了陕甘宁的情况,其所提出的问题和措施也是切中要害的,对边区工作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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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复老区开展新区的工作方针》,1948年11月1日。

  由于全国胜利在望,急需林伯渠回中央工作,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打电报给习仲勋、林伯渠并彭德怀、贺龙,提出:“因政协召开在即,临时中央政府即将建立,东北人民政府亦将建立,拟请伯渠来中央工作,并准备去哈尔滨参加政协,是否可行盼覆。”西北局本想挽留林,但从全国革命的大局出发,同意中央的决定,并于十一月七日电告党中央:林伯渠在年前赶到中央。

  林伯渠临行前,在十二月十二日西北局和边区政府为他举行的欢送大会上,作了情谊深长的讲话。他分析了全国和西北地区的大好形势后,向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共产党员提出了四点殷切希望:(1)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克服经验主义和官僚主义;(2)要防止胜利冲昏头脑,要继续为将来的工作奋斗;(3)要把眼光放远大些,团结好民族资产阶级和爱国民主人士;(4)要站稳脚跟,发挥共产党的先锋作用。这既是同志、战友临别赠言,也是革命老前辈对后辈的衷心嘱托,与会同志听后都深为感动。

  从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林伯渠在陕北已经十四个年头了,对陕北的人民和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怀有无限的深情,现在因工作的需要马上就要离开了,他心潮起伏,很不平静。十四日,在临行的前两天,他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前往杨家岭、枣园、王家坪拜谒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曾经住过的地方,并在中央大礼堂、中央办公厅楼和毛泽东、朱德住的窑洞前留影,以寄托对延安的怀念。

  十二月十六日,林伯渠告别了他的亲密的战友和同志,离开了延安。习仲勋、贺龙以及西北局、边区政府和联防司令部的许多同志都来送行,祝他一路顺风,健康长寿,为党和中国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并请他转达陕北人民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衷心问候。

  〖到中央工作〗

  林伯渠乘汽车离开延安,一路上风尘仆仆,他不顾旅途劳累,每到一地都要找负责人交谈,了解当地政权建设、生产发展、群众生活和部队后勤等各方面的情况,并详尽地记在日记上。经过十一天的奔波,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下午,林伯渠抵达西柏坡。在这里,他又见到了阔别数月乃至多年的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董必武、杨尚昆、陆定一、李维汉、李克农、王明,以及从东北等地前来参加政治局会议的高岗、罗荣桓、刘伯承、饶漱石等人。战友重逢,欣慰无量,彼此交流情况,研究工作,畅谈终日,乃至夜阑。

  林伯渠此次调来中央,主要任务是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还在一九四八年五一劳动节,中共中央就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第二天,毛泽东主席又致电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沈钧儒,说明目前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合作、拟订民主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而要实现这个步骤,首先必须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因此希望共策进行。中共的这一号召,产生了巨大反响,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纷起响应。从八月开始,各界代表人物接受中共的邀请,即陆续到达我东北、华北解放区,与我党共同研究召开政协的有关问题。林伯渠抵西柏坡后,一面向党中央汇报情况,出席政治局会议;一面即与在西柏坡的民主人士田汉、周建人、符定一、张东荪等分别进行会晤,商谈国家大事。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日,北平和平解放,党中央派林伯渠作为中共代表,前往东北迎接民主人士进北平。临行前,林伯渠曾多次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进行商谈关于召开新政协的方针、原则以及赴东北迎接民主人士的一些具体问题。毛泽东指示:“朋友们如有所问,找高岗把情形查清楚后商答”;“要诚恳坦白地相谈,为的是要把共同的事业搞好”;今后政府成立,“在政府中要使他们有职有权。对此要有足够认识”。毛泽东还与林伯渠谈了接民主人士到北平时,中共应派哪些人到车站迎接,以及邀请民主党派的一些负责人来西柏坡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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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伯渠日记》(未刊稿),1949年2月13日。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四日,林伯渠离开西柏坡,两天后到达沈阳。当时在沈阳的民主人士,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朱蕴山、李德全、朱学范、梅龚彬、赖亚力,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章伯钧、李文宜,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以及其他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谭平山、丘哲、沙千里、沈志远、曹孟君、彭泽民、王昆仑、许宝驹、吴茂荪、蔡廷锴、李民欣、林一元、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陈其尤、罗叔章、茅盾、邓初民、侯外卢、洪深、胡子婴、郭沫若等三十多人。他们都是响应中共的号召,先后由香港、上海和国外许多地方陆续来到我东北解放区的。林伯渠到沈阳的当天晚上,与东北局的陈云、高岗、李富春等人研究了日程安排后,就去大和饭店看望旅居那里的民主人士。

  十九日,李富春召集在沈民主人士全体会议,林伯渠在会上讲话,代表党中央欢迎他们到北平共商大事,并征询了大家对行期等方面的意见。李济深代表全体民主人士致答词,表示对中共中央的衷心的感谢。会上并商定于二十三日启程赴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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