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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七


  十月二十四日,林伯渠由晋绥回到陕北绥德县雷家沟。不久,出席了西北局传达贯彻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和全国土地会议精神的义合会议。这次会议,是边区自卫战争八个月以来空前的一次大会,参加会议的有边区一级党员干部八百多人。这时人民解放军已进入了全面反攻,各个解放区都开始进行土地改革。十一月一日会议开幕时,林伯渠作了长篇讲话,他按捺不住全国即将解放的喜悦心情,响亮地提出:“我们的任务是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国,要在全国消灭封建。”

  林伯渠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彻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方针。他说,中国革命的重要任务就是要使农民翻身,“百年来,从太平天国到大革命,都没有搞好”,只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他认为要贯彻中央土地法大纲,进行边区的土地改革,我们的干部“就必须具有坚定的阶级立场和正派的作风。”所谓坚定的阶级立场,“就是无产阶级的立场,为广大人民翻身的立场,一切要从贫苦农民设身处地的去想。几千年来地主压在农民的身上,现在农民要转过来,这是翻天覆地的大事。我们的党、政府,不是站在旁边,而是站在他们中间领导他们去做。”所谓正派作风,“就是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民主作风;就是实事求是,就是阶级分析,求得真实情况和它的规律。”

  林伯渠也完全拥护中共中央关于结合土改进行整顿党组织的决定。他说:“我们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小资产阶级包围之中,我们的队伍从这中间来,就难免有坏的东西,因此我们必须把这些坏东西洗刷出去,整顿好队伍。”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懂得:“我们都要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为群众所喜欢的群众观点和实事求是的正派作风。不整顿好队伍,不具备这三点,就不能担负起我们党的责任。”

  就不能“浩浩荡荡的向光明的道路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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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伯渠同志在边区一级党员干部大会开幕时的讲话》(未刊稿)
   《林伯渠同志在边区一级党员干部大会开幕时的讲话)。

  林伯渠还对边区政府过去财经、教育、保安、司法、三三制等方面的工作,从思想作风的高度,进行了认真的检讨,号召大家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完成土地革命的伟大事业!

  义合会议,依照李卓然传达的全国土地会议的精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确定了在边区贯彻土地法大纲,进行土地改革的任务、政策和路线,最后,中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作了总结报告。林伯渠在会议闭幕的讲话中,又着重讲了“放手发动群众”的问题。他说:“放手发动群众,是哪些群众呢?这是阶级观点、阶级立场问题。因此,一开始就须深切注意,把群众的阶级界线划清楚。所谓查阶级、评成分,就是划清农民与地主富农的阶级界线,提高贫雇农的威信和阶级觉悟的问题。这是放手的重要关键。所谓放手,是对贫雇农放手,只有对他们放手,他们才能形成核心,才能取得与巩固领导权,才能团结中农,起骨干作用。”他还提出要做到放手发动群众,一是立场先要坚定正确;二是要有事和群众商量;三要善于启发和等待群众;四要把群众自发的运动提高为自觉的运动。“放手不是放任,手越放得开,组织工作就更应细致周密。胆越放得大,领导就更须加强注意,研究掌握其规律,指导其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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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伯渠同志在边区一级党员干部大会闭幕时的讲话》(未刊搞)

  但是,由于义合会议在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时,没有把边区里老区(占三分之二)和新区(占三分之一)的不同情况区分开来,没有划清一般地主和恶霸地主的界限,没有对中农、工商业和三三制等政策解释清楚,片面的强调“依靠贫农”和“平分土地”,在反对右倾时对防止“左”倾注意不够,因此,会后在边区也一度出现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翻底财,“搬石头”,侵犯中农利益,破坏工商业,对地主富农和基层干部乱斗乱杀等过左的作法。

  对于上述这些“左”的现象,林伯渠是有自己的不同看法的,他说“有些话只能等到中央会议上去谈,当前战争环境必须首先注意党内团结和群众斗争情绪。”对这些“左”的错误,他只是在实际工作中,尽可能的进行纠正。比如,绥德县在土改中斗争了安文钦,没收了他的浮财,并把他“扫地出门”,林伯渠就曾提出批评,指示要按党的政策予以纠正。十二月十日,李鼎铭先生逝世,林伯渠专门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提出要为李鼎铭开追悼会,还提出要党外人士参加,请安文钦以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身份致悼词。毛泽东非常同意这一意见,并且对他说:三三制还是成功的,三三制政策还要坚持。下级党政干部做法过火了,伤及了开明士绅,还是要保护他们。安文钦、霍子乐等民主人士的工作,还是要你去做,要他们参加追悼会,报纸上还要发消息。毛泽东还风趣地说:美国记者爱泼斯坦在延安访问时曾讲过,共产党真厉害,把地主、开明士绅请出来当了副主席、副议长。现在一搞土改,又把他们的浮财分了,赶出他们自己的家,有朝一日这位记者再来访问,问起安文钦先生时,你们怎么交待?林伯渠遵照毛泽东的嘱托,亲自找安文钦谈话,向他当面赔礼道歉,并把没收的东西发还给他。经过林伯渠做工作,安文钦非常高兴,对党和毛主席的关怀表示感谢,又愉快的回到自己的住宅。第三天,他就在边区政府为李鼎铭举行的有七百多人参加的追悼会上,致了悼词。以后,林伯渠又为李鼎铭先生的墓碑写了“爱国典范”四个大字,对他为革命所作的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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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问常黎夫谈话记录》,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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