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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


  沿着延安到志丹的大道上,春雨润泽了肥沃的田野,路旁熟地大部已翻过下种,茁壮的麦苗向阳挺立着。显露在农民脸上的,是喜悦的颜色,他们一个个都赶牛到地里去了,家里只留下婆姨小娃。一路上运盐牲口络绎于途,南区合作社运盐队的小旗时常招展在人们的眼前,木板成了北上牲口主要驮运的货物。羊羔早下来了,随着大的羊群踯躅在青草葱茂的山坡上。

  ……

  两大任务是传达下去了,问到乡村干部,他们都可

  以告诉你今年要生产和学习,……“本来吗,老百姓搞的就是生产,政府替老百姓做事不搞生产搞什么呢”,当我问到一个村主任对生产任务的认识时,他这样表示出他的信心与热忱。

  ……

  在逐渐的进步中,我们已看到下面的工作作风开始

  转变过来了,农村的面貌也一天一天在改变着。在目前农忙的日子里,农村里找不到一个闲人,干部也都下乡了,活动在田陇间,山沟里。过去只忙于动员工作,平时无事的现象已经消灭,现在乡村工作是忙个不了,天天有新的内容,经常要去了解检查。正如一个乡村干部所说的,现在问题是具体的,老百姓和你讨论农贷、牛瘟、制纺车、合股买牲口,以及其他日常生活中的事情,上级也不是用过去的作风应付得了,不能不切切实实做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拿出具体事实来。……

  通过调查研究,林伯渠对农民在生产中许多具体问题,有了基本的了解,并在群众中获得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深入调查,使他掌握了领导边区工作的主动权,同时,也为彻底转变干部的领导作风树立了榜样。

  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使广大党员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一九四二年,在中共成立二十二周年的时候,林伯渠发表了《举起马列主义的旗帜前进》一文,他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不仅善于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且能够以马列主义的立场与观点去继承我们民族一切最优秀的传统。”中国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的经验,武装斗争的经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以及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是中国革命宝库中的珍品,也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榜样。”他坚信:只要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把它在实践中加以发展,运用它去指导当前的革命运动,就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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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日报》,1943年5月30日。
  《解放日报》,1943年7月2日。

  在整风运动中,林伯渠经常说:“干部决定一切,干部的思想更决定一切。”对于犯了错误的干部,他总是采取爱护和帮助的态度。一九四二年有这样一件事,边区政府秘书冯振寰因病去世,办公厅指定总务处科长廖德震料理冯的后事。在收殓时,廖把死者的一支钢笔留下自己用了。为了此事边区政府机关党总支开会批评廖的错误,林伯渠、谢觉哉等都参加了。会上,有的同志说这是品质问题,要开除廖的党籍,一时持这种意见的还占了多数。林伯渠发言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现在边区这样困难,廖德震把死者钢笔留下使用是可以的,其错误在于没有给组织打招呼。要历史地看一个同志,在长征途中,廖德震作战非常勇敢,几次攻城,都是他冲锋在前和敌人搏斗。对他的错误,应该批评帮助,但要全面的看这个同志。“批评帮助同志,就象下药助人治病,‘药入不出汗,厥疾不瘳’,所以态度要严肃恳切,才能扶助有毛病的同志,勇于改正错误。”林伯渠的发言,使廖德震受到了很大教育,他作了深刻的检讨,表示一定要吸取教训,搞好工作,将功补过。与会的年青党员也都明白了“治病救人”的深刻道理,大家一致同意免于对廖的处分。

  林伯渠对老干部关怀备至。徐彬如是一位老党员,大革命时期,在广东大学做党的工作,曾和林伯渠在一个党支部过组织生活。一九三一年由于在上海反对王明“左”倾错误,被打成反党右派并被开除党籍。抗战开始后,徐彬如在林伯渠领导下,在西安工作了两年多,一九三九年调回延安。林伯渠考虑徐彬如的经历,在工作安排上注意从各方面使他得到锻炼和提高,曾先后建议让他担任边区参议会秘书长和留守兵团政治部联络部长。林伯渠对徐彬如在王明“左”倾错误统治时期被打击迫害的历史,深表同情。在整风运动中,他曾向毛泽东汇报过这个情况,并且要亲自带徐彬如去见毛泽东,把这件事情谈清楚。后来,中央组织部长陈云打电话对林伯渠说:“毛主席的工作很忙,你们不必找了。徐彬如的历史问题可以解决。”此后,对徐的历史问题便作出了正确的结论。直到一九七九年,徐彬如回忆林伯渠关怀干部的情景时,还激动得热泪盈眶。

  雷经天担任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多年,中央调他到南方去工作。但他在担任高等法院院长期间,有些问题未能得到很好解决,在整风运动中受到了批评,思想上有些包袱,也对边区政府有些意见。林伯渠亲自找他谈话,主动承担责任,做他的思想工作,解除思想上的疙瘩。林伯渠说:“过去政府对法院工作关心不够,每年最多讨论一次司法工作,使法院成了一个独立的山头,工作做好做坏凭自己,自觉性差的人就容易产生自流现象。近两年来,司法工作的任务比较明确,方法也比较对头,工作还是抓得紧的,成绩也很显著。你没有学过法律,对于搞司法工作,大家都经验不足,边府对法院工作也缺少经常检查,这在今后是应该加强和改进的。”林伯渠推心置腹的谈话,使雷经天解开了思想上的疙瘩,愉快地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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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维汉同志的回忆》。

  王凌波是一九二五年入党的老同志,对革命忠心耿耿,曾两次被捕入狱,均坚贞不屈。一九三七年九月被释放后,任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兼新四军驻湘办事处主任。一九四〇年冬到延安,任行政学院副院长(林伯渠兼院长),为边区和敌后根据地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干部。王凌波工作非常刻苦,因劳累过度,于一九四二年九月三日突患脑溢血。正在延安县检查整风学习的林伯渠,闻讯急驰行政学院。当时,王已不能说话了,医生正在诊治,林伯渠对医生说:“你要想尽一切办法抢救,要什么药,我们设法找”,并且一直守护在王凌波的身旁。王凌波终因病势严重,抢救无效而逝世。林伯渠非常悲痛,在延安各界代表举行的公祭会上,他流着泪报告王凌波战斗的一生和病殁的经过并执绋送葬。为悼念这位革命老战友,他在挽联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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