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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


  很多同志主张完全抛弃旧的政策,从现在起就对土豪劣绅和其他反动派采取没收和罚款等办法,如若不然,则不单与旧部队筹饷无异,并将动摇我们建立工农政权、镇压土豪劣绅等根本政策。林伯渠、谭平山等鉴于当前部队在长途远征,军情紧急,地方情况不明,政治环境复杂,没收征发工作毫无经验,认为在这种特定条件下,不妨权且采用旧的办法,以利部队的行进。

  两种意见争论的结果,决定采取新的财政政策。可是一到实行的时候,却又困难重重。因为赣东一带农民运动未曾兴起,谁是土豪劣绅、反动派,一时难以调查清楚,而旧的办法又确实可以筹集一些现金。因此,从临川到瑞金路上,筹款方法极为混乱,行至福建汀州,由于商会承认筹款,便放弃了惩办土豪劣绅的办法,结果,商会在城乡各地大肆派款,连自耕农和小杂货店主也派十元、八元,而家财十万的富豪也不过出三、五百元。于是,革命委员会又决定完全摒弃旧的方法,并组织一个战时经济委员会来管理一切,但是到了广东潮汕,又放弃了这一作法。因为:第一,考虑到大规模的没收征发可能惹起帝国主义借口干涉;第二,潮汕是岭东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规模没收征发的结果,将使商业停顿,秩序混乱,反动派可能借此大肆造谣;“于是财政政策一仍旧贯”,还是采取林伯渠、谭平山等人的意见,暂时沿用旧的办法。战时经济委员会也从此夭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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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南昌起义》,第40页。

  起义部队在潮汕地区遭到优势敌人的围攻损失惨重。十月三日,撤至广东普宁县属流沙。随后,部队领导成员在流沙天后庙举行紧急会议,林伯渠和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彭湃、贺龙、叶挺、吴玉章、郭沫若以及中共汕头市委书记杨石魂等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根据张太雷传达的中央指示决定:武装人员要尽可能地集中、整顿,转移到广东北江和海陆丰地区,继续坚持战斗;非武装人员愿留则留,不愿留的就地分散,由当地党组织物色好农会会员作向导,分别向海口撤退,再去香港或上海。根据党的这一决定,林伯渠与贺龙、刘伯承、吴玉章、彭湃诸同志,于七日来到海陆丰地区,然后分头化装潜入香港。

  林伯渠从碣石港出发,坐舢板船驶抵香港后,见到了周恩来等同志。据照料周恩来在九龙养病的范桂霞回忆,周恩来是十月下旬到九龙的,养病半个多月后,即在香港召开了一连串的会议。会议是在一个宽敞的大厅里举行的,她先后见到彭湃、瞿秋白、林伯渠、阮啸仙、李立三等同志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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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文史资料》第29集。

  林伯渠在香港不能久留。因为蒋介石为讨好帝国主义,厚颜无耻、颠倒黑白,把北伐军进入南京时英美帝国主义炮击南京一事,说成是第二军和第六军干的,诬称林伯渠是“宁案罪魁”、“国际要犯”,悬赏缉捕。

  当时,共产国际有人在香港。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同志确定林伯渠到莫斯科去。为了等待去莫斯科的机会,他首先潜回上海。

  在上海,他深居简出,等待时机。他的二女儿林秉衡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说:“父亲常避居亲戚家中,我发现他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表现出愁闷的样子。留在上海这段有限的时间里,仍按他的老习惯,不断阅读各种书报杂志,有理论的,文学的,还有那些左翼的刊物。只要是当时新出的书,从报上看到广告,就让我堂姐哲明去买。他自己是不能随便上街的。”

  林哲明回忆说:“一九二七年冬在上海又见到叔父。他是在南昌起义部队进占潮汕失败后秘寄来到上海的。那时我们住在法租界里,郭沫若、蔡畅、张太雷和夫人、张国焘等人经常来家和叔父商谈事情。当时大家都是假装亲戚身份来联系的。”

  林伯渠后来在自传中也谈到了当时的情况。他说:“经党中央指定与蔡和森、李立三、张国焘同往(莫斯科)。那时交通困难,两次在沪上船不果,商定要我先试从日本走,我遂到日本西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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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哲明:《胸怀高洁淡素秋》,《广州日报》,1983年10月31日。
  《林伯渠自传》。

  一九二八年春林伯渠到日本后,引起了日本警察的注意,误以为他是唐生智,要逮捕并引渡给国民党。幸好得到两个世侄邓孝纯(即邓伯粹)和林定平的掩护,赶紧给他办好去欧洲的护照,在买好船票后,连夜护送他去毅贺港上船赴海参崴。林伯渠在海参崴等了两三个月,才到达莫斯科。

  〖在苏联的日子里〗

  林伯渠抵达莫斯科,已经是一九二八年的夏秋之交。在这里,他很快遇见了亲密战友吴玉章。吴是上年末与刘伯承等到莫斯科的。他们在列宁的故乡重逢,格外高兴,感慨万千。随后,两人一同进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吃同住,开始了难忘的学习生活。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一九二五年九月成立的,苏联人叫孙逸仙大学,设在沃尔洪卡大街十六号。当林伯渠入校时,学校已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校长是米夫。学校有个中国问题研究院,任务是深入研究中国的基本问题,总结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经验。研究工作分两大部门,一是古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不同时期的土地问题和文字改革等;一是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有关的最紧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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