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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


  据李世璋回忆,在重组六军时,林伯渠与程潜在汉口友益街六军办事处,曾和陈独秀进行过一次密谈,商量如何把六军培养成工农革命武装,选派中下级指挥人员送往苏联海参崴进行培训等问题。共产国际一九二七年五月底曾指示中共:“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的学生充当指挥人员,组织(目前还不迟)一支可靠的军队”。林伯渠想组织工农革命武装的思想,同稍后共产国际的指示基本上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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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1页。

  “四一二”以后,由于林伯渠的讨蒋、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和搞工农革命武装的思想,接连碰壁,而客观的形势又一天天在恶化,这样他的思想就逐渐陷入了极度苦闷之中。对一些重大的理论或者方针政策,他感到有问题,或者有怀疑,但又得不到正确的解答。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共的一些领导人都说,武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汪精卫甚至谭延闿、唐生智都是左派领袖,即小资产阶级代表。他弄不明白,为什么原来是四个阶级联盟的国民党,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根据他多年对汪、谭、唐等人的了解,也很难使他相信这些人就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再如,他在参加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时,听到汪精卫等人说,“除了买办阶级之外,凡是中国人自己包办的工厂或银行,不管他们的资本有多少,都是小资产阶级”;“农民协会是一个空前的错误”;“成天叫嚷无产阶级领导革命,那里有这一回事!如果真是无产阶级在领导革命,上海、广东、长沙各处的工农运动,也不会一下子就被军队打下去了”,等等,感到很不是味道,然而他又不知道该怎么去批驳他们。正如后来他在中共七大回忆这一段历史时所讲的,那时有许多事“感觉得不对”,但因自己马列主义水平不高,就是“教条也很少”,所以也就“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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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5月18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6月1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5月30日。
  林伯渠:《在七大开幕典礼上的讲话》。

  林伯渠当时也象许多人一样,曾经希望“第二次北伐”与冯玉祥会师后,将增强反对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力量,摆脱武汉的困境。但是,北伐军经过很大牺牲在占领郑州和开封之后,迎来的这位“基督将军”,却站到了蒋介石一方。尽管在郑州会议期间,汪精卫等为了换取冯玉祥的支持,把河南及西北各省的军政大权全部交冯独揽。他还是在汪等离开后跑到徐州,与蒋介石进行密谈,随后并以通牒的形式,要武汉诸人“速决大计”,铲除所谓“用心之不良分子”,驱逐鲍罗廷,取消武汉政府,实现宁汉合作。冯玉祥的这一表现,不但使林伯渠大失所望,而且再一次深深感到,依靠这些旧军人和达官贵人来革命,是毫无出路的。

  一九二七年六月下旬,武汉的形势急转直下。唐生智自河南回到武汉后日益反动,汪精卫集团开始酝酿“分共”,邓演达秘密出走,中共中央完全陷入了混乱状态。在此情况下,武汉国民政府虽然又作出东征讨蒋的决定,任命唐生智为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指挥,任命张发奎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并将第四军、第十一军和贺龙的暂编第二十军调至九江及南浔路一带,但是这时的东征已经毫无意义了。因为,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实际上已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林伯渠再也不愿为这些军阀政客互相争夺卖力,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东征的第四天(六月三十日),他便以“脑病触发”,向国民党军委主席团提出“请假休养”,决心与汪精卫反革命集团分道扬镳。

  七月十二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停止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决定以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张太雷五人为临时中央常委。十三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工农的反动罪行。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表示仍将与一切革命分子合作,永远为工农和广大民众的利益而奋斗。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反革命集团,背着兼有国民党党籍的共产党员召开“分共会议”,宣布同共产党决裂,公开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即最后遭到失败。

  在这严重的历史转折关头,林伯渠再一次表现出革命者的本色。据吴玉章回忆,七月十五日那天晚上,他与林伯渠在林的寓所等候“分共会议”的消息,直到深夜十二时彭泽民来,把开会的情况告诉他们之后才离去。这时,他同林伯渠都清楚地意识到,即将向他们袭来的是什么,但丝毫也没有动摇他们的革命信念。“七一五”过后,林伯渠即要妻子带着子女返回上海,而他自己则留下来准备参加更艰苦的战斗。当时,林伯渠的一位老友曾劝他登报宣布脱离共产党,并表示愿意保护他。但林伯渠“不经思索就毅然地拒绝了”,并且声明“要干就干到底,决不后悔,也不会计较将来个人的命运”。这些都充分地显示了他坚定的革命立场和临危不惧的革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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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伯渠自传》。

  〖参加南昌起义〗

  汪精卫集团以“分共”名义叛变革命后,武汉地区的政治形势更加险恶。七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会议,初步作出了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随后,许多共产党员离开武汉前往九江,林伯渠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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