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传(39)

三九

　　林伯渠在报告中还以不可辩驳的事实，论证了必须迅速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阐明了他对这一问题的原则立场。他说：

　　土地成为问题，不是今日始，其在历史上，久已为多数学者所重视。如自汉以还，荀悦、董仲舒、陆贽、苏恂、黄宗羲之流，或主张均田，或主张恢复井田，或主张限田，意见虽各不同，要皆对于当日封建势力，所赖以生存之土地分配方法，表示深切之不满则一。

　　土地问题时至今日，遂成为政治之中心问题。非复

　　如昔宿学者之徒，著为文章，建为议论已耳。其在今日之湖南土地问题，尤形为政治社会民生诸问题之集中焦点。盖自鼎革以还，湖南农民几无日不在帝国主义及其直接间接所雇佣之恶势力下，保延残喘。军阀暴敛横征，土豪重利苛刻、竞相掠夺，层出不穷。一面生产减少，一面负累增加，是农民之困苦日深，则作求解放之心理当然益切。自我革命收复湖南后，一般农运同志，尚遵照联会决议，皆在减租减息上宣传，以为土地问题，或须稍待，殊不知理想洽与事实相反，而土地问题，竟由各地农民热烈的，自动提出，其比较普通之处置办法，可分次之五类：

　　（一）曰分田。分田制，系由长沙附近之霞凝镇农民，自行提出。其分配之法以人口为标准，每男子一人，每年作谷八石，有妻室者倍之，有子或女者，每丁加谷四石，田地依此标准，被分者甚多。迨县农民协会派人前往说明，始停止继续分配。此外，湘潭醴陵县，亦类有此事发生。

　　（二）曰平均佃权。各县皆有此项要求发生，例不胜举。（原编者按：平均佃权系佃农互将租种之田平均耕种，不准有耕多耕少之别）

　　（三）曰清丈田亩。

　　（四）曰插标占田。如在益阳、衡阳、衡山、长沙、湘潭、湘乡、醴陵等皆有此项举动。

　　（五）曰分谷。此举亦各县多有发生，并有已见诸事实者。

　　以上是农民直接提出之问题，若夫一般间接举动，有关土地问题者，则随时发现，殆更仆难数。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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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林祖涵：《湖南的土地问题》，载《中国农民》第2卷第1期（1927年6月）。

　　在五月二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上，林伯渠在口头汇报中，还列举了宝庆农民迫切要求解决土地问题的例子，说：“农民收了两千多张田契，都用火烧了。闹到后来，不但农民要求分田，就是地主也自愿将田拿出来让大家分”①。林伯渠在汇报时还指出，“湖南的土地问题，是一切困难事件的根本原因”②，如果不解决，不但农民的个人生计无法解决，社会秩序亦将无法维持，财政困难也没有办法克服。湖南民众已镇压的四、五十个土豪劣绅，“办得不冤”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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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②③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速记录。

　　当时论证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报告和文章不少，但象林伯渠论证的如此集中，如此迫切和势不可挡的却不多见。这不仅表明了林伯渠对农民土地问题的鲜明立场，而且生动地记述了湖南农民在推倒绅权之后，自己动手解决土地问题的历程。

　　如果把林伯渠对于农民土地问题的态度，和当时国民党的一些要人以及鲍罗廷、陈独秀作一比较，那么就更显出它之可贵了。在林伯渠此次去湖南前后，武汉土地委员会正在讨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曾连续开了十几次会议，国共两党的大部分负责人，苏联顾问鲍罗廷，还有一些军队的将领都参加了讨论。林伯渠从长沙回到武汉后，也出席过土地委员会召开的会议。当时对于要不要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以及解决到什么程度、用什么方法解决，曾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土地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毛泽东、邓演达及出席会议的夏曦、彭泽湘、林伯渠等，都坚决主张应从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而另一些人则表示反对。例如，顾孟余说：“解决土地问题时，农村秩序必将扰乱，耕种停顿，发生饥馑”；“在河南提出解决土地问题时，北伐士兵粮食的供给，恐要断绝”①。徐谦也说：“这个草案（指毛泽东等提出的《土地问题决议草案》——引者注）所提出的问题……不啻放一把火，不知烧到敌人，抑或烧到自己？”②唐生智所属的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则说：“土地没收后，归到政府或党部，必起纠纷，如归到农民协会，则纠纷更大。”他还说“兵士及官长有许多是有土地的”，若没收他们的土地，必将“动摇兵士作战的精神”③。汪精卫虽然没有象这几个人说的露骨，表面上似乎还是赞成“耕者有其田”，但实际上他也是反对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如说：“必先问是否要做到‘耕者有其田’？如果是的，就应该根据客观事实，看是否已到了这个地步；如果不是，则再定其他办法”④。他还说：“解决土地问题，必定在全国统一以后，全国未统一，只能试办”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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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土地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记录，1927年4月22日。
　　②土地委员会审查委员会会议记录，1927年4月23日。
　　③土地委员会审查委员会会议记录。
　　④土地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记录。
　　⑤土地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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