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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二


  7月24日,刘伯承到达了他东北之行的最后一站,内蒙古自治区海拉尔市。在市郊北山,他认真察看了当年日本关东军修筑的地下工事群。先是结合周围地形,详细研究了工事外部的结构和体系。尔后亲自下到工事里边,对其内部结构,包括进出口通道、射界范围、离地高度、抗击能力,以及容量、厚度、生活卫生设施等,都一一作了细致的观察。由于天气酷热,坑道内潮湿霉烂,臭味扑鼻,加之整整一个上午没有休息,钻出工事时,随行人员都汗流浃背,疲劳不堪。可是他却始终兴致盎然。一出工事,他就对海拉尔军分区负责人说,“听说苏军在这里进攻时,日本人死了不少,许多人是死在洞里的。苏军也受到很大的伤亡才占领了工事。你们要很好地研究一下,苏军是怎样打下来的,日军是怎么被歼灭的。据说苏军最后是用了水淹法才解决问题的。把实际情况弄清楚,调查研究后向军委写个报告。”他还对随行的参谋说:“我看了地下工事,又研究了日本军队当时总的布局。日军在满洲里、海拉尔这个方向上,可能是一个师团。以满洲里为前线阵地,布置有一个大队或者一个联队。海拉尔附近地域为基本阵地,布置有一个联队,预备队为一个联队。在海拉尔北山构筑了地下和地面相结合的碉堡工事:东面可能是弹药库,西面是指挥部,方向对着满洲里。这样的布势,可以研究参考。”

  在返回海拉尔市的路上,刘伯承结合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谈了他对国防工事构筑的设想。他说:我考虑我们的国防工事,要地面与地下结合。

  弹药库、油库可放在地下,人员只能少部分隐蔽在地下。如把过多兵力放在洞里,就限制了兵力的机动,造成被动局面,打起仗来,从洞里出来再展开,就来不赢了。他看过沿海坑道,有的太长,进出口太少,战斗设备太差。原子弹打来了,不是被炸死,而是破压死。因此,怎么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怎么发挥火力、隐蔽身体,要好好考虑。切不可把工事当作包袱背起来。进出口要多,要构成“侗字、”之”字或“蛇腹”形进出口,以利于防御和机动。

  视察中,刘伯承还就地调查边境少数民族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到蒙古包里作客,与牧民群众谈心,合影留念。向少数民族同胞宣传共产党的民族政策,鼓励他们热爱祖国,反谍防特,军民联合巩固边防。

  7月29日,刘伯承返回哈尔滨。在25天的行程中,他和当地党、政、军的领导干部现地磋商,就工事构筑、武器制造、边防建设、战备工作、军事训练等问题提出了明确而切实可行的见解,为中共中央军委、总部制定战略计划提供了重要依据。不幸的是,在胜利结束这次视察活动时,他的眼病加重,眼压又高达70多度,最后确诊为青光眼急性发作,不得不专车返京,入北京医院。从此以后,他那赖以读书、看报、审阅文电、从事著译的左眼,视力急剧下降,虽经多方治疗,竞再也无法恢复到原有的水平了。

  §第二节 “眼不见心也烦”

  1966年5月,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名为“文化大革命”的大劫难。中共中央军委战略小组办公室被撤消,战略小组名存实亡,实际上中止了工作。

  从此以后,刘伯承不再有实质性的工作可做,完全处于赋闲状态。但是,他依然把国防建设、部队的战备训练,把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挂在心上。他以自己衰残多病的身体,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协助和支持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元帅的工作。对革命事业耿耿忠心,一如往日。

  这年秋,刘伯承不堪城里住所周围造反声浪的干扰,搬到京郊西山住下。

  不久,叶剑英和聂荣臻也搬到这里。陈毅、徐向前经常来看望他们。于是,5位元帅在西山时有会晤,一起谈论“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商讨保持军队稳定的办法。

  一天,陈毅驱车来到这里,先去看望刘伯承。他一进书房,就向刘伯承亲切问候:“刘帅,你好啊!”

  刘伯承放下手中的放大镜和一本大字号的《参考资料》,笑着回答:“是陈老总来了,快坐快坐!”

  陈毅快走几步,紧紧握住刘伯承的手,说:“怎么样,老同乡,最近身体可好?”

  刘伯承摇摇头,叹息道:“不行啰!这不,我刚想试着看看‘大参考’,用了放大镜,还是模模糊糊,啥子也看不清楚。看样子,我这只左眼也快要瞎了。”

  “瞎了倒好!常言道,眼不见心不烦嘛!”陈毅往沙发上一坐,气冲冲地说。

  刘伯承和陈毅是肝胆相照、无话不谈的挚友,他最了解陈毅的豪爽性格,更知道陈毅说这句话的含义,便按过话题说:“眼不见心也烦嘞,谁叫我的耳朵还不聋呢!这也是怪事,眼睛不好,耳朵反倒灵敏起来。你听,又叫开了。”说着,他用手指了指东面的窗户。

  原来,造反派的宣传车正在山下吼叫。刘伯承恼火地接着说:“每天这个时候就来‘上课’。要不是山下有警卫,他们的大标语说不定会一直刷到山顶上。到天黑,北京大学的高音喇叭骂大街,这里听得清清楚楚。”

  陈毅吐出一口长气,看来,这里也并非清静之地。

  “快讲讲,城里怎么样?听说国防部大楼也被冲了,这还得了!还有贺胡子,你这两天见到他没有?少奇、小平同志也还好吗?……”。刘伯承一下子提出了许多问题。

  陈毅告诉他,贺龙的日子很不好过,林彪、江青骂他“不是好人”,康生诬陷他搞“兵变”;刘少奇、邓小平的日子更是不好过,林彪、江青已经给他们扣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政治大帽子。至于冲国防部大楼的事,等一会儿问问刘志坚就清楚了。

  这时,秘书进来向刘伯承报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3位元帅,以及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副主任刘志坚都来了。

  在会客室里,陈毅对刘志坚大声招呼道:“志坚呐,冲国防部是怎么一回事啊?”刘伯承也催促说:“是呀,现在恐怕只有你还有点发言权,快讲讲吧!”

  刘志坚望着在座5位元帅焦急的面容,心里很是感动。他详细汇报了个别军队院校造反派冲击国防部制造事端的全过程。会客室里笼罩着一种令人压抑的沉闷空气。

  现在,党的各级组织已经被冲乱了,政府各个部门也已经被冲乱了。人民解放军一定不能乱。如果把军队也冲乱了,后果将不堪设想。5位元帅心急如焚。

  1967年1月5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在张春桥、姚文元的阴谋策划与指挥下,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一时间,“一月革命”的夺权之风在全国各地刮起。

  军队决不能夺权,军队必须保持稳定,解决这个问题已是刻不容缓。1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徐向前、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和刘伯承,又聚在一起谈到深夜。他们一致认为,在非常时期要使用非常手段,必须搞出几条命令才行。应明确规定军队不准夺权,不准随意揪斗各级领导干部,不准成立所谓的战斗组织等。最后,他们一起研究商定了八条命令,上送毛泽东审批。1月28日,“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经毛泽东亲自签发,迅速传到全军。

  然而,斗争远远没有结束。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江青等人就把这几位元帅视为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他们一直在窥测方向,寻找时机,图谋把这几位元帅整倒。

  2月中旬,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和聂荣臻等人,由于对“文化大革命”的许多错误做法强烈不满,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共中央碰头会上,与林彪、江青等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林彪、江青蓄意歪曲事实真相,颠倒黑白,把元帅们的抗争诬蔑为“二月逆流”,随即发动了一连串的批斗与围攻。不久,聂荣臻病倒了,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

  正在总医院治疗眼疾的刘伯承闻讯,不顾左眼接近失明,摸索着来到聂荣臻的病房。他紧紧握住聂荣臻的手,千言万语一时不知从何说起。良久,才说出一句:“老兄,你受苦了。”这在平常情况下只是普通的一句安慰话,可在那种险恶的政治环境下,它的意义和力量是难以估算的。事过19年后,聂荣臻还满怀感激地说:当时我身处逆境,“老战友的这种安慰是多么珍贵!”

  7月,刘伯承眼疾加重,经周恩来总理批准,赴济南治疗。

  后因济南社会秩序混乱,住地很不安宁,在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的建议下,又转赴南京、上海治疗。治疗期间,他常常对前来看望他的部队领导干部说,军队一定要保持稳定,一定要防止过火的行动,内部要团结、不要出乱子。他还用历史上内忧外患的事例反复强调:内忧与外患总是联系着的:没有内忧,必无外患;如有内忧,终有外患。最要紧的是内部要一致,时刻警惕帝、修、反钻空子,在混乱中搞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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