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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七


  4月25日,毛泽东主席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著作,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同时,也提出了“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不能盲目的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并明确地指出“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部还有教条主义”。

  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五个文件的通知,要求全党认真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5篇文章,“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克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克服学术研究、报刊宣传、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也发出了贯彻中共中央指示的补充通知。

  军事学院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就是在上述国际、国内背景下开始的。

  早在这一年的5月,刘伯承在中共军事学院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在全面总结学院工作的同时,就提出了防止与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

  8月,刘伯承赴京出席党的七届七中全会和“八大”预备会议,从北京三次写信给院党委,明确地表示:“我们学了5年多的东西,总算有了几条,教条主义的思想有些发展(即将苏联经验搬用过来),这是合乎情理与事实的。在学习五个文件中,反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着重反教条主义是对的。”

  9月4日,刘伯承又一次写信给院党委,提出反对教条主义的方法。他说:“在检讨时必须发扬民主,进行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肯定那些是对的,就继续发扬;否定那些有错误和缺点的,就改正。不要过分追究个人责任,作过火的斗争……如说有错误,那是院长、政委主要领导青的责任。”

  由此可以看出,刘伯承对于反对实际工作的教条主义倾向,态度是明朗、诚恳的,是实事求是的,也是勇于承担责任的。

  从9月10日开始,军事学院党委学习五个文件,进行思想整顿。10月上旬,刘伯承在出席中共”八大”会议之后,回到南京,主持召开了院党委扩大会,总结检查全院工作。并召开战役系学员座谈会,听取对学院工作的意见。

  当时,学员反映比较强烈、意见比较集中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6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感到不符合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吃不消;一个是“三堂会审”的考试制度,感到太紧张,太严格。当初,刘伯承坚持制定这两项制度,出发点是对学员严格要求。让学员学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他考虑,学员都比较年轻,大部分在30岁左右,应该让他们多学点东西,这于国防事业,于他们个人成才都有好处。后来,在执行过程中,由于学员们一再提出意见,刘伯承曾多次派人到地方高等院校调查,不断加以改进。例如,在上午4小时课后加一餐点心,解决“吃不消”的问题。这次,根据学员们的意见,对这两项制度又做了更大的改动,把“6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改为8小时学习制,在考试方法上,进一步增加了考查学员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内容。还对教材内容、讲授方法也进行了改革,受到学员们的普遍欢迎。

  类似这些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在所难免的,一经发现,也是能够很快纠正的。关键是要有个实事求是的态度。在院党委和刘伯承的领导下,军事学院学习五个文件的初期,纠正实际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倾向,正是坚持了这种态度,所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由于在长期革命战争中身体受到严重摧残,加之6年来创办军事学院的日夜操劳,64岁的刘伯承越发感到精力难支,脑子、眼睛都出现病症。于是,他向中共中央军委请假治疗,并建议由陈伯钧代理院长,钟期光代理政委。

  11月6日,刘伯承赴上海就医。临行时,他对学院的其他领导人感慨地说:“看来,今后我只能当个名誉院长啰!”

  治疗过程中,刘伯承仍念念不忘军事学院的工作。他拖着病残的身体,多次给院党委和陈伯钧、钟期光等人写信。在信中,他或提议:“战史系的训练计划,必须靠我们本身根据目的、对象作出,不要多靠顾问”;或嘱咐:“对《原子化学条件下的战役战术》一书,请组织翻译,准确译出,我可作校正,这于国防事业的研究太重要了。”

  早在1954年12月初,他曾应苏联红军的邀请,与国防部长彭德怀等人一起,赴苏联参观苏军“在使用原子弹条件下军进攻战斗的实兵演习”。在整个演习过程中,他看得十分仔细认真,对一些有疑问的地方还直接用俄语向苏军有关人员询问。因为他感到,自从1945年美国在日本长崎、广岛投掷原子弹以后,原子化学武器的研制和使用已经进入了新阶段,对未来战争必然产生极其重要和深远的影响。回国后,他给军事学院的全体教研人员和高级系、战役系的学员做了长篇学术报告,介绍苏军原子化学武器的装备状况,阐述在原子化学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动作的重要性,强调在原子化学条件下作战,尤须加强集中统一指挥,提高各级指挥员的军事、政治素质。他还把从苏联带回的这本《原子化学条件下的战役战术》一书及其他一些资料交翻译室,让他们翻译出来。由于各种原因,这件事一直没有完成。这时他在病床上突然想起来,就立即写信催促。拳拳之心,可叹可钦。

  在1956年12月下旬的一封信中,他又就开展学术研究,以及反对教条主义等项工作提出意见与建议。他指出:“科学研究在军事上,若从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出发,即从适应现代国防要求出发,我们似乎应着重研究‘战史’,尤其是研究毛泽东的持久战和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同时,我们似应着重研究我们所学现代战争在原子化学条件下的战役战术。以上两种研究又必使之结合起来,以求适应于今后战争可能发展的情况。”并就此联系到反对教条主义问题,强调:“我们反教条主义,提高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正是为了善于学习,善于致用。现代国防需要的科学知识,我们实在太差,所以毛主席指示学院‘努力学习,保卫国防’……党的“八大”政治决议要我们解决主要的矛盾,即‘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那我们只有在提高国防科学水平上去努力吧!”

  这封信长达2000字。在信的末尾,他署名之后这样写道:“1956年12月26日眼花手抖书此”。

  他这种为了党的事业而忘我工作的精神,实在令人感动。

  这一年的年底,原军事学院上级速成系第一期学员,后调回志愿军第十五军第四十五师任师长的崔建功,来医院看望刘伯承。

  刘伯承看到自己的学生在朝鲜前线打了胜仗回来,心里是非常高兴的。

  他招呼崔建功在小客厅坐下,和他拉起了家常,亲切地询问他的工作、生括和家庭情况。

  谈到上甘岭战役时,刘伯承意味深长地说:“军事原则,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古今中外吧,百分之七八十是基本相同的,一致的。如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谁不这样说?关键是要活用原则,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来运用,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你在上甘岭打得好,但军事学院并没有教给你怎样打上甘岭战役,只教给你一些基本原则。到了战场上,就要靠你结合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灵活地运用。”

  刘伯承还举例印证说:

  “同一孙子兵法,马谡的用法就是教条主义,孔明就不是;庞涓、孙膑同师鬼谷子,可是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教条主义;王明和毛主席读的同是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所以,教条不教条,重点不在先生,而在学生;重点不在学,而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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