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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一


  他认为,“信”就是准确无误,忠实于原著;“达”就是讲究修辞,讲究语法;“雅”就是文字隽永,行文似流水。他还把做翻译工作形象地比喻成是做两国文字“结婚”的工作。两国文字“结婚”,应该生出一个漂亮的“混血儿”,不应该生出一个“丑八怪”来。他与两个助手在讨论条令中关于陆军与海军舰队的协同动作时,对“以火力协助陆军濒海翼侧的部队”中的“濒海”一词,就是把它与“滨海”、“临海”、“沿海”、“近海”等几个词反复研究比较,最后才确定用上去的。把沿用多年的“冲锋”改成“冲击”,也是在这次校译中定下来的。

  日复一日,刘伯承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拿着毛笔,整天伏案工作。时间一久,他仅存的一只眼睛就不住地流泪,眼球上也布满了血丝。但是,他毫不松懈,坚持把20多万字的条令一字字、一句句、一章章全部校译出来。

  为了指导学员学好这本条令,他还写了一个6000多字的“中文译本说明”,在总结军事学院教学和吸取抗美援朝战争经验的基础上,有重点地阐述了院校教学和部队训练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何理论联系实际,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如何重视集中统一,组织诸兵种协同动作;如何以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为指针,从中学习关于军队建设和军队指挥的思想方法等等。

  不知不觉,一个多月过去了。其间,刘伯承对协助他工作的两个助手,照顾得十分周到,让他们与自己一同就餐,一桌吃饭。天气凉了,还给他们送去毛衣。

  偶有余暇,刘伯承也陪两位助手游览大连的公园和名胜。在旅顺口的高岗上,他遥望要塞四周,见这里地势险要,设施完备,进出港湾的海上通道细如咽喉。他手指着旅顺要塞,向随行者问道:“你们看过《旅顺口》这部小说吗?这部小说反映了日俄战争中的一些战役战术特点。”接着,他根据小说的内容,对照现地讲起了当年日俄战争的情况。

  夏去秋来。刘伯承写完“中文译本说明”之后,又拟定了给中央军委的关于请示出版此书的报告,还题写了书名——《苏联红军野战条令(草案)》,规定了版本样式、印刷规格、封面装潢等具体事宜。最后,要求两个助手认真做好校对工作,不要错一个字,并嘱咐说:“这本条令是军训部组织译出来的,封面上一定要印上‘军事训练部译稿’,然后再赢军事学院校译出版’。”

  9月底,在大连度假的刘伯承完成了他预定的20多万字的译稿。他感到“还了帐”。胸中流露出真正的轻松和无比的愉快,身体似乎也比过去好多了。走在松软的海滨沙滩上,步履也显得格外轻捷有力。大海是多么宽阔,大自然是多么美丽啊!这时,也只有在这时,如释重负的刘伯承,才真正享受到了度假的欢娱。

  §第三节 在全军高于会议上

  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军范围内开展了统一的、正规的、以军事为《旅顺口》是反映1904年到1905年间,日、俄两国军队反复争夺中国旅顺口的一部小说。

  主的训练。这一年,为配合全军正规训练,军事学院实施了十几次军事演习。

  演习之多,甚至在一个月内就接连实施过三次。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步兵团对预有防御准备之敌进攻战斗的实兵示范演习”,“陆军师行军遭遇战斗实兵示范演习”,“师防御及转入进攻战斗的炮火保障与航空兵轰炸示范演习”,“师进攻战斗后方组织与物资保障示范演习”,“工兵渡河器材示范演习”,“军指挥所示范演习”等等。

  对演习工作,刘伯承一向抓得很紧。从第一次临淮关演习起,每次重大演习他都亲自主持制订实施方案,亲临现场指导作业。他认为:“实兵演习最接近实战”,“经常实施各种不同的实兵演习,以贯通理论知识,以教会学员这种训练军队的方法,应为军事学院今后采用的训练方式,进而求得在全军中开展。”

  这些演习,中央军委组织了各军区、各院校的干部近万人参观见学,对刚刚起步的全军正规训练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11月24日,在结束军指挥所示范演习后,刘伯承接到中央军委的通知,赴京出席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会议是为总结全国解放后军事工作的经验,确定军队建设的总方针和总任务,讨论军队的组织编制和加强部队训练,以及实行义务兵役制、薪金制、军衔制等重大问题而召开的。

  12月7日会议正式开幕。由国防部长彭德怀主持,朱德总司令致开幕词。

  在会议的发言中,刘伯承全面、系统地回顾了军事学院创建三年来的工作。他指出,三年来,在训练方面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报告中央军委讨论解决:

  一是学制要正规。三年来,各个系学制不统一,学员入学、毕业时间不一致,造成了学院工作的混乱状态。今后要把学制确定下来,速成系两年,预科半年,正科1年半;完成系4年,预科1年,正科3年。学员入学和毕业均应在寒、暑假进行。

  二是入学审查和毕业考试要严格。要挑选政治、文化、身体等方面合格而有培养前途者入学,不能把犯了错误或文化水平低、年龄大、身体差的干部塞进学院。学习期满,速成系要进行学院考试,完成系要进行国家考试。

  考试合格者,毕业后要尽量分配作教育训练工作,发挥种子作用。不能让他们担任公路局长、体育大队长、人民检查署长等职,或长期住招待所闲置不用。

  三是增强学院与部队的联系。中央军委各相关部、各军兵种要加强对学院的指导和支援,要建立经常的联系,提供必要的器材,派领导干部到学院讲课、作报告,以增强训练效果。还要适当提高教员的级别、待遇,使学员、教员与部队干部一致起来,从而鼓励教员钻研学术,热爱教育工作。

  四是增设战役系,培养训练全军高级干部;增设研究生院,从完成系中选拔若干品学兼优的毕业学员作研究生,经考试授予学衔学位。

  刘伯承还提出,三年来每次举行较大的实兵示范演习,都要临时抽调部队,调拨器材,来往电报不胜其烦。学院要派人前往接收,要组织训练指导作业。而担任演习任务的部队,既要完成演习任务,又要完成原来担负的工作任务,无形之中加重了学院与部队的许多负担。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建议调一个现代化装备的建制师,长期驻在南京附近,专供军事学院和总高级步兵学校演习之用,并建立一个专门制造演习使用的弹药和器材的工厂。

  刘伯承把上述问题,整理成“关于学院三年来训练干部的概况和向军委高干会议的建议”的文字材料,作为1953年11、12两月向中央军委的综合工作报告和向这次会议的书面报告,提交大会秘书处。

  亲自动手,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写报告,这是刘伯承多年的习惯。军事学院成立以来,他仍然坚持执行1948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决定,每两个月都给中央军委、毛泽东作一次“两月工作综合报告”,从未间断。

  这些报告绝大多数都是刘伯承自己动手写的。他不愿意让工作人员代笔,只让他们提供情况、问题和典型事例。特别情况下由别人起草时,他也要提出详细提纲,写好后他再左一遍右一遍地修改,有时修改得原稿的字句所剩无几。

  如果有哪一次报告没有按时送上,刘伯承都严肃地申明原因。比如,他在1952年5月29日给中央军委所作的3、4两月工作综合报告的后面就写着:“因为忙于自己准备战役法教材上课,脑眼又病,所以这个报告迟误到现在才作出来,谨此申明。”如果一段时间他因病或因其他情况没有直接领导军事学院工作,他就委托主持工作的陈伯钧教育长或钟期光主任给中央军委写报告。在报告后面注明刘伯承(病假)、陈伯钧或钟期光(代行)

  对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刘泊承总是认真贯彻、坚决照办,从来不打折扣、不讲价钱。他曾经谦虚地说:“我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行,但在组织上我是服从的。”

  有一个时期,刘伯承听到有人反映,说军事学院因为有德高望重的刘伯承院长,不认真执行总参、总政、总干和军训部等几总部的指示。这个反映虽然未必属实,但却引起了他的重视,他更加严格地教育部属不许打着他的旗号对上级领导机关讲价钱、推客观、请求额外照顾。

  当时,总参、总政、总干和军训部等领导机关经常派工作组到军事学院调查研究、检查工作。刘伯承每次都指示有关部门热情接待,如实汇报情况,主动配合他们搞好工作。他还亲自向工作组汇报,征求对学院、对他本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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