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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〇


  “看看你们住的这个屋,真象是个乱鸡窝!”刘伯承满脸不悦,扔下一句批评话就走了。

  几天之后,刘伯承主持一个训练工作会议。在会议进行之中,他无意间看到这样一幅情景——会场的一边坐着两个苏联顾问。他们军装笔挺,姿态规正,神情专注地听着汇报。会场的另一边坐着学院的十几个干部。他们多数衣冠不整,风纪扣松着;有的人还敞胸露怀,双手在身上搓泥搔痒。这种鲜明的对比和反差,使他的心里很不舒服。

  刘伯承又深入到各单位,专门调查了解全院存在的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有的学员无故不出操、不上课,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有的学员上课时翘着二郎腿,回答教员提问也懒得站起来;有的学员听报告、看电影,正门不走爬窗户,或从铁栅栏上跳进跳出……机关里也存在着自由散漫的现象。有的部门人浮于事,各自为政,工作无计划,职责不分明,办事效率很低;有的干部值班睡大觉,交接班时草率敷衍,出了问题互相推诿。

  这种种现象使刘伯承意识到,建立正规制度,不仅在于制订一些有约束力的行为规范,而且更重要的是,必须同战争年代的游击习气,同小生产者自由散漫的劣根性,同长期以来形成的旧的习惯势力进行斗争。

  这时,正好周恩来交给刘伯承一项任务,让他审查修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个共同条令草案:《内务条令》、《队列条令》、《纪律条令》。这三个条令是周恩来、朱德和聂荣臻指示军训部,依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有的传统法规,吸取了外国军队的先进经验而制定的。

  刘伯承初步阅读后,认为内容基本正确,是完全可行的。于是,他决定让全院都来学习讨论这三个条令,借这股“东风”,进行一次作风纪律的检查与整顿。

  一天,刘伯承再次来到基本科。在学员大会上,他首先重申了院党委提出的“建立正规制度”、“学习新兵种学术”两项中心工作。强调指出:这两项工作概括起来,一个是学“礼”,一个是学“法”。“建立正规制度”是学“礼”,就是学习一个革命军人应该遵守的礼仪、礼节和礼貌。“学习新兵种学术”是学“法”,即学习各兵种的技术战术知识,及其协同作战的法规法则。学“礼”与学“法”犹如一个人的两条腿,缺一不可。如果我们学习了现代化的军事学术,而生活作风还是自由化、散漫化,也一定要打败仗的。

  接着,刘伯承列举了全院存在的种种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现象,高声告诫大家说:“我们要搞现代化,首先思想要跟上时代,也要现代化。我们的学员、教员和工作人员,都是来自各个野战军,有的还干过游击队。以后,来自野战军的不可再‘野’了,干过游击队的也不可再带‘游击习气’了。有的人自由主义,违犯纪律,国防部、毛主席都知道。真是‘搞臭了南北两京’,光着腚推磨盘——转着圈丢人。”

  最后,刘伯承要求从基本科做起,来一场思想革命,人人都用三个条令对照检查自己,制订出整改措施。他把这种做法叫作“结旧账开新支,割下麦子种晚稻”。

  全院结合学习讨论三个条令,进行了一场严肃认真的关于作风纪律的检查与整顿。

  在此基础上,刘伯承因势利导,领导建立了军事学院的队列生活、行政工作和训练工作制度。

  队列生活制度包括早操制度、内务卫生制度、交接班仪式、升降国旗仪式和典礼阅兵仪式等。刘伯承强调,从军事学院毕业的学员,应该具有良好的军人仪表和军人举止。他经常在起床号刚刚吹响的时候就来到操场,检查学员的队列训练。发现无故不出操者,马上命令值班员去找,及时进行批评教育。

  刘伯承还深入到学员宿舍,检查内务卫生,教育学员要爱清洁、讲卫生,做到工作有定时,生活有秩序,着装整齐干净,军人仪表良好。为此,他指尔院务部建立了一个洗衣房,专门为学员拆洗被服,受到了学员们的欢迎。

  除此之外,还建立健全了其他一些队列生活制度。每天清晨和傍晚时,交班和接班人员要按一定的仪式和程序,严肃认真地交接工作。每当新的学员科成立,新学员入学或老学员毕业时,都要举行盛大的典礼和阅兵,请中央军委代表或由院领导检阅并讲话。

  从1951年秋开始,军事学院每年都要选派一批学员参加首都的国庆阅兵。当这些学员赴京训练前,刘伯承总要先检阅一次,检查他们的训练情况,要求他们以雄伟气概走出国威军威,作正规化的表率。1951年的首都国庆阅兵,就是由高级速成科班主任杨勇高举着军事学院的校旗,带领军事学院的方队,走在整个阅兵队伍的最前列。他们以整齐划一的动作,雄健有力的步伐通过天安门广场,受到全国人民的交口称赞。

  行政工作制度包括会议制度、请示报告制度和分工负责的岗位负责制等。刘伯承强调建立健全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职责,充分发挥机关工作人员的作用,改变战争年代一切由领导者“包打包唱”的现象。为此,他提出了“统一集中领导,单刀直入基层”;“集中领导,分工负责”;“共同学习政治,各自钻研业务”三个口号。这三个口号概括了他对于机关建设的三个基本思想:机构要精干,职责要分明,业务要精通。

  建院之初,有的领导干部片面强调“大而全”,在机关“三部一处”(即训练部、政治部、院务部和干部管理处)下面设二级部,二级部下面设科,有的科下面还设股。另外,由于缺乏经验,各学员科也照搬机关的编制,设立相应的机构,使得一个学员科就有行政管理人员20多人。造成机构庞大,层次过多,学员与教职员比例严重失调。

  刘伯承对这种状况作了尖锐的批评,把它称作“叠床架屋,骈枝丛生”,好比人的手上长了6个手指头。遇有问题时,参谋、干事靠科长,科长靠部长,部长又靠院领导。就象京剧《法门寺》里告状一样。状纸一层一层往上递,官司总也打不了。他多次强调:我们现在是在城市环境中办学校,不是战争年代在农村分片办学。领导方法要适应这一变化,要学会“弹钢琴”,克服“单打一”的现象。

  为此,刘伯承采取了有力的措施——

  裁并编制,砍掉多余的“一指”。把重叠的组织机构合并,把不必要的中间层次裁去,精简各级行政管理人员。首先,将机关“三部一处”改为训练、军事科学研究、政治、干部管理、队列、物资保障六部和秘书、保密、财务三处。这“六部三处”下面一般都不再设第二层的机构。同时,裁减各学员科的行政管理人员,改设协理员协助科主任工作。并撤销了专供演习使用的教导团。这样,使得学员与教职员的比例由最初的1:8下降到l:2.3,而领导作风进一步深入,工作效率进一步提高了。

  制定各级干部的工作范围和工作职责,使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有职、有权、有责,使整个机关在统一集中领导之下,经纬交织,协同动作。刘伯承把这种做法叫作“执事者各司其事”。他说:我们四川有一种风俗,办婿丧嫁娶等红白大事的时候,总要找一个聪明能干的人当司仪,统管各项事务。

  每当举行仪式,司仪照例高喊一声:“执事者各司其事”。于是,奏乐的奏乐,摆宴的摆宴,接待的接待。因事设人,各尽其责,有条不紊,忙而不乱。

  要求机关工作人员努力学习与本职工作有关的各种知识,成为精通业务的专门家。刘伯承指示有关部门开办文化夜校、理论学习班、俄语集训班,举办各种讲座、报告会,让机关工作人员学文化、学政治、学科学、学管理,“钻研业务,精通一门,向专门家方向发展,不能满足于‘万金油’式的项项都懂一点,而项项不精通的现象。”

  对于院校来说,最重要的是训练制度。训练制度包括训练部组织系统、各教授会的工作、训练时间的配当,以及在施训受训中的纪律与秩序等。刘伯承强调“以教学为中心”,围绕教学活动对整个训练工作做出科学合理的安排。既注意全面、系统,又注意重点突出、中心明确,做到有主有从、穿插配当、纵横连贯、密切协同,使教、学、保障工作三个方面构成行动的统一,克服“单打一”和紊乱无章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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