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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三


  1950年2月8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宣告成立。这一天,多雾的重庆出现了罕见的晴朗天气,旭日的光芒驱散了山城上空的阴霾。西南各界代表沐浴着春晖,兴高采烈地聚集到重庆市人民路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驻地。刘伯承主席,邓小平、贺龙、王维舟、熊克武、刘文辉、龙云等副主席,亲切地同委员一一握手相见。成立仪式热烈而庄重。刘伯承作了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经过和基本任务的报告。他说:在西南工作山接收转入管理,并且建立集中统一管理的时候,军政委员会急需建立,也利于各方面的代表人物迅速安位。

  但由于情况了解不够,够格和适宜的人选需要酝酿讨论,所以军政委员会的建立相对延迟。关于军政委员会的基本组织原则,既能保证党的领导,又能团结各方面的人士,委员中党内外人士大约各占一半。还考虑到照顾地区,照顾党外各方面的人物:起义军人、工商界人士、文教专家、少数民族、民主党派。这个人选比例,主要依据代表性适当放宽了尺度,但又是宽而不泛。

  比如工人委员,暂时选不出合适的人选,便没有硬凑,因为共产党员就代表了工人阶级。鉴于部分委员因事或外出没有出席,刘伯承对军政委员会的基本任务只是重申了剿匪和征粮工作。总的任务,他说留待全体委员会议再去确定。

  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相继建立了各个机构,认真选拔了一批贤能人才,分别承担起各个方面的领导管理工作。

  对西南区所属的云南、贵州、西康、川北、川南、川西、川东等7个省区以及下属的各级政权建设,刘伯承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西南局的决定,采取了军队“分区包干”的办法,即将一定建制的部队,固定在一定地区,在同级党委领导下,负责城市接管和农村工作,建立党的组织,建立政权,发动群众,建立工会、农会和其他民众团体。建立军区、军分区和人民武装力量。肃清土匪,征收公粮,帮助农村春耕,恢复和发展生产。

  刘伯承号召驻西南全体部队说:艰巨的任务正安排在我们面前,90万起义、投诚、俘虏的部队急需改造,7000万的群众尚待发动,土地改革必须在明冬后春完成。而当前的肃清匪特、巩固治安和急不待缓的征粮工作,都有待于军队为主去参加完成。当我们战败了武装的蒋介石集团后,彻底消灭封建的战略任务已经放在我们当前的日程上了。

  各部队紧紧抓住了剿匪这个当务之急,坚决执行“野战军地方化”“领导一元化”的指示,和“军事清剿、政治攻势、发动群众三结合”的剿匪方针,首先在腹心富庶地区与交通线两侧,集中兵力重点围剿肃清危害最大的匪帮。西南军区所属的川东、川西、川南、川北、西康、云南、贵州等7个军区,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或对集团匪徒进行围剿、进剿,或远途奔袭,直取匪特巢穴,或对流窜匪特穷追不舍,不歼不止。至1950年8月底,西南全区共歼土匪40万余,有力地打击了匪特的凶狠气焰。8月以后,剿匪斗争转入大规模边沿围剿和深山进剿。以后,在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邓小平的领导下,全体指战员英勇战斗,积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逐步完成了艰巨的剿匪任务,从而根除了大两南的严重的匪患。

  刘伯承出身农家,熟知西南农村的状况和农民的疾苦。旧社会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灾荒频仍、兵连祸结,以致千里萧条、民不聊生。他决心以强有力的组织措施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使广大城乡人民的生活有一个较大的改观,他在抓好城市生产的同时,抽出足够的力量逐步把工作重点放到农村。除要求所有驻军起到工作队的作用外,还抽调了许多干部,动员了大批工人、学生,到农村去开展工作。明确要求农村工作必须从基层做起,盛区以下各级领导机关在春耕期间,只留少数人员处理日常工作,大部分人员逐级下去督促,指导农业生产,并结合进行清匪治安、生产救灾、合理负担、反恶霸地主、改选旧保甲,以实际行动取得广大农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护,然后适时地筹建农民协会,向封建地主势力夺回农村的统治权,为尔后的土地改革创造条件。

  经过各级党委、政府的认真领导和广大干部、农民群众的努力,西南地区农村的面貌发生了较快的变化,1950年的春季作物获得了丰收。在6月中旬的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上,刘伯承报告说:“在农业生产方面,一般的年景是很好的,达到了七成收成,这个现象已是很好的了。由于我们西南军政委员会把生产指示和减租减息政策一公布,又有少奇同志‘五一’干部大会关于经济问题的讲话,农民群众表现出了极大的生产热情,这在西南地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对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全面工作,刘伯承于7月27日,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西南区的工作任务》的报告中,进行了这样的总结:“西藏还待解放。其他地区在解放后曾经猖獗一时的匪特活动,又受到致命打击,大部地区业已净化。但在边沿山地,仍然活跃,需要努力加以肃清。物价虽已稳定,但财政经济状况尚未获得基本好转。开支暂时不能减少,而公粮征收仅达1949年的百分之六十,故赤字浩大,目前仍赖中央补助。此种情况如不在收入方面加紧努力,很难继续下去。由于我们在经济方面的努力,调整公私商业关系已见成效,市场开始活跃,城乡内外交流开始疏畅,人民币开始下乡,成渝铁路开始兴筑,整个工商业已显现好转的境况。但公私工商业困难仍多,国营企业只有少数开工,绝大部分还在维护状态,私营工商业恢复和发展的条件,尚待继续创造。农村手工业和副业在长期反动统治压榨下,遭受到严重的破坏,亟待政府予以扶植。农民已有初步的组织和发动。他们在长期的封建反动统治、压迫、剥削之下,已陷于极端贫困的地步,迫切要求减租减息、退押和实行土地改革,并从恶霸地主统治下解放出来。城市工人失业需要妥善地加以救济和安置,社会上的广大失业群众需要在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谋求出路,少数民族热烈地欢迎和拥护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

  这一段总结,既说明了军政委员会短短5个月的工作成绩,也如实地反映了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表现出刘伯承仍然保持了战争年代那种实事求是、谦虚谨慎的作风,对成绩不溢美,对问题不回避。到10月下旬他奔赴新的工作岗位时,虽然西南区的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和各项经济建设都已取得基本成功,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工作已初具规模,他还是谦逊地说:“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工作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我的责任是不可推卸的,补课的工作还请大家来做。”刘伯承总是用很高的标准衡量自己的工作。

  §第三节 统战工作的模范

  在进军西南之前,刘伯承就在国民党川军中做了许多工作。1946年11月滑县之战,国民党军第一〇四旅旅长杨显明、副旅长李克源被俘。这两人系川军旧人,刘伯承亲自接见,并设宴招待。交谈中刘伯承向他们询问蜀中故旧,指出蒋介石利用内战消除杂牌军的阴谋,勉励他们返回四川,为桑梓做一点有益的工作。杨李二人深感刘伯承和蔼可亲,语重心长,表示铭记刘伯承的忠告。原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副司令官郭勋祺被刘伯承指派回川后,积极劝说潘文华、邓锡侯等人弃恶从善,对他们发动起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进军西南之前,为了争取四川的国民党军起义,刘伯承在南京通过关系,找到川军第九十五军军长黄隐的侄子、黄慕颜之子黄实,要他辗转返回四川,向川军邓锡侯、黄隐以及川军故旧黄慕颜、韩伯诚等打招呼,说明共产党不念旧恶,欢迎及时弃暗投明、将功赎罪的一贯政策。并指示黄实,将在成都建立共产党、解放军交通站,告邓锡侯等部与其联系,还将直接派联系人员去黄隐部开展工作。不久,刘伯承通过情报部门派出一位干部,携带电台联络讯号和密码,经过重重险阻,间道黔江、涪陵,于10月间到达成都。这位于部通过黄实找到邓锡侯、黄隐、黄慕颜等人,当场传达了刘伯承、邓小平对川军故旧的问候和希望,指出二野部队进川在即,川军不应作蒋介石的殉葬品,而应早作准备,归向革命阵营。考虑到四川的现状和邓锡侯等人还有顾虑,刘伯承、邓小平提出了三个方案供他们选择:一、解放军未到即宣布起义;二、解放军迫近时才宣布起义;三、不公开宣布起义,但负责保护好地方仓库和公共财产。这既体现了共产党人顾全大局和宽大为怀的胸襟,又体现了设身处地为川军人士着想的实际态度。邓锡侯、黄隐等深为感动,种种疑虑为之一扫,遂决心起义。雅安刘文辉方面,刘伯承同样派人作了联络工作,沟通了电台通讯。国民党军政人员的纷纷起义和投诚,减少了解放西南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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