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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女扒手的悲剧(10)


  曹秋林遵嘱,把情况说了一遍,整整说了一个钟头。倪炯敏听得很仔细,但脸上并不是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偶尔还打几句哈哈。听完,他安慰了曹秋林几句,便去找曾厚望了。

  曾厚望是个四十多岁的瘦高个子,以前长期干部队保卫工作,五十年代后期调入核试验基地保卫部工作,从1960年开始就担任机要通讯员,从未出过差错。这次密件失窃责任不是他的,也没对他进行隔离审查,但他难受得难以名状,整天待在“先锋厂”的内部招待所房间里唉声叹气。倪炯敏和曾厚望见面,没多说话,只听他叙述了有关情况:2月15日,曾厚望和曹秋林抵达“先锋厂”,当天即去研究所办了手续,把带来的试样放进了研究所的保险箱。

  曾厚望是兰州人,以前从未到过西南,难以适应将军坟地区的气候水土,抵达“先锋厂”后的第三天,就出现了病病恹恹的症状。

  研究所领导知道后,马上让他去“先锋厂”研究所医务室去治疗。

  当时,他们不知道因为试剂的原因,要推迟获得分析结果。所以,曾厚望不肯输液,只配了点药,他特地向医生说明:这是水土不服引起的,他在20日、21日将离开“先锋厂”,届时会不治而愈。服药以后,头两天情况有所好转,到了3月19日却突然腹泻,一昼夜泻了二十多次,不思饮食,头昏脚软,只得卧床输液,两天后方有所好转,但仍须每天去医务室打针。这时,他们已经知道试剂一事,估计要到月底才踏上回程。曾厚望恐怕误了归期,严遵医嘱,每天去向医生报到,老老实实吃药打针。

  尽管如此,恢复得仍旧很慢,到了2月27日中午,曾厚望突然再次腹泻,这次更加厉害,还伴有腹痛,于是只得再次卧床输液。由于基地急等密件,经请示获准,决定曾厚望留下治疗,由曹秋林一人携密件返回。曾厚望直到3月2日方才痊愈,他知道此时不宜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况且基地也没命令他回去,所以就留在“先锋厂”,过着度日如年的日子。

  曾厚望说完,不住地摇头:“唉——,我这身体……若我这次不生病,那就不会出事,两个人上路,警惕性就高,双保险,扒手别想动脑筋!”

  倪炯敏问:“你这次究竟生了什么病?”

  “我这身体应该说是不错的,当兵出身,从来没生过什么玻身体素质差的人,也不让当机要通讯员,这次是水土不服,将军坟这地方瘴气太大,我一到这里就感到不舒服。”

  倪炯敏点头:“我也是,所以我马上喝白酒。你没喝酒吗?”

  “我们这一行有纪律,不允许喝酒的。”

  “你的水土不服一说,是医生的判断,还是你自己认为?”

  “这是医生诊断。”

  “有病历卡吗?”

  “没有。我这是临时看病,用不到搞病史。”

  “你是不是吃过什么不洁食物?”

  “医生也问过,我没吃过不洁食物。”

  当晚,根据倪炯敏的意见,侦查指挥部举行案情分析会。由于三镇警方不是指挥部成员,所以未通知他们参加。吴荣德也是老公安,他在上午倪炯敏抵达伊始就已把侦查情况向倪炯敏交了底:侦查工作事实上已经处于走投无路的状况,现在见倪炯敏主动提出开案情分析会,料想这位专家对案情有了新的见解,因此一上来就请“倪老师作指示”。

  倪炯敏笑道:“老师不敢当,指示更谈不上。我请同志们看一幅坐标图。”

  助手小唐、小金把一张白纸用图钉固定在墙上,众人一看,上面只画着五个圆圈,中间一个稍大,四个方向长度不等画着四个稍小的圈子,大家不解其意,一个个大眼望小眼瞪着倪炯敏。倪炯敏站起来,走到墙角,指着坐标图开始发表他的观点:“这中间的大圆圈,代表将军坟,四个小圆圈,依东南西北方向依次为芙蓉溪、楠角镇、泥坪冈和‘先锋厂’。密件是在将军坟失窃的,我同意大家对于案犯特征的大部分分析意见。现在先谈谈侦查指挥部关于侦查范围的分析,当时一共定了四个地方:将军坟、楠角镇、芙蓉溪和泥坪冈,应该承认这里面的正确成分。但是,我在想,‘先锋厂’为什么不在侦查范围呢?据刘副处长刚才和我个别交谈时解释,是因为‘先锋厂’的八百五百名干部、职工都是经过挑选而来的骨干分子,不可能作案。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站得住的理由,如果‘先锋厂’的治保状况永远能打保票,那么要在厂内设一个公安处干什么?

  公安处要设刑侦科、治安科干什么?对付外来的犯罪分子?你‘先锋厂’有军队保护,是军事禁区,出入须凭通行证,外人是无法进来的。退一步说,八百五百名干部、职工可靠,那么他们那些总数超过二万名的家属是不是可靠呢?家属中是否有人可能会作案呢?

  所以,我认为当初未把‘先锋厂’定在侦查范围内是一个失误。现在,除‘先锋厂’外的四个范围都已调查过,未发现线索,我怀疑作案者来自‘先锋厂’这一边!

  倪炯敏笑笑:“我接下去还要谈到,侍冬早找到晚找到没有什么价值,胡业章的口供据我判断应当是可信的。”

  一个侦察员说:“但他右手食指上的伤口是案发前还是案发后产生的还未得到证实,这是关键的一点。”

  “没有‘关键’这个说法,胡业章的右手食指即使没有伤也算不上‘关键的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从他的《亲笔供词》观察,他是个左撇子,所以必然是左手作案;而曹秋林的密件失窃于右侧内衣袋,他当时右侧倚树而站,所以案犯作案只能以迎面姿式下手,这样,就必须以右手下手,否则姿式不顺,小臂会接触曹的胸前而被察觉,但胡业章却是左手作案的,因此他不具备这个条件。”

  倪炯敏这番话一出口,令众侦察员大吃一惊,他们都和胡业章见过面,却从来没留心到胡是个左撇子,而倪炯敏光凭《亲笔口供》就看出了这一点,这不能不使人惊叹;而他对于案发情况的分析,无疑是细致入微的,令人信服。于是,大家都频频点头,静候倪炯敏往下分析。倪炯敏接着道:“‘先锋厂’除了八百五百名干部、职工,还有二万多名家属,加在一起共三万来人口,实际上已是一个城镇的格局。我初步摸了一下,在这个特殊城镇里面,除了‘先锋厂’,还有医院、学校、商店等,那二万多名家属中,有大约六千至七千名是初中生以上年龄至六十岁以下的,这些人中会不会有人是扒手?还有,‘先锋厂’的干部、职工中是不是有人会有作案嫌疑?

  这些,都应当查摸一下。大家以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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