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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新疆出血热”之谜(8)


  徐佩丰说:“那倒好,我们正好去他家看看,总有留下的鞋子的。”

  “可门是锁着的。”

  这个问题当然构不成障碍,侦察员说:“去看看再说吧。”

  生产队长便带王松、徐佩丰去了南侧村口,指着树林子说马午生就住在那里面。两个侦察员走进树林子一看,那是三间土屋,门窗紧闭,门界上扣着一把铁挂锁。王松说:“想个法子进去看看。”

  徐佩丰看了看门锁,没去触碰,绕到屋后,也不知用了什么法子,就把一扇窗子鼓捣开了。生产队长年岁已高,腿脚不便,自然不能攀爬,便待在外面。王松、徐佩丰攀窗而入,里面一间是厨房兼作堆放农具、粮食、杂物,一间是客堂,一间是卧室,皆陈设简陋,但收拾得很整洁,不像通常庄户人家那样杂乱无章、肮脏不堪,也许是主人当过军人的缘故。

  侦察员转了一圈,在床下发现了几双穿过的鞋子,遂拍了照片并将其中一双跑鞋底弄了个石膏模。徐佩丰把鞋子放回原处后,把目光投向床上,意外发现枕头下露出一个书角。他抽出来一看,是“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的柳青所著的长篇小说《创业史》,封面已经有些破损,翻开来扉页上写着一个名字:马根法。里面翻了翻,没发现什么。

  王松接过书也翻了翻,笑道:“一个自称是‘文盲’的人,竟还看起了柳青的长篇小说。”他把书放回原处的时候,眼睛突然眨了眨,定定地望着那块印有向日葵的枕巾:“唔?”

  “怎么的?”

  “你看枕巾上面!”

  徐佩丰定睛一看,枕巾内侧的边沿有一截头发,一头压在枕巾下面,取出来一看,是一根大约25厘米长的软软的细头发,一看便知是女人的。王松自言自语道:“他不是孤身一人吗?怎么床上有女人头发?这事儿怪了!”

  徐佩丰说:“也许是相好吧?”

  王松把头发夹在笔记本里:“管他相好不相好,总得查一查!”

  侦察员对这次秘密搜查所获得的东西进行了鉴定和调查——鞋印虽为三十八码,但从磨损特征判断,与在7801医院现场提取的鞋印不是同一人。

  马根法系巴拉坎大队第二生产队社员,回乡知识青年,《创业史》是他的,半个多月前马午生借去。当时他颇为不解:马午生从不看书的,怎么借起长篇小说来了?便有些拒绝的样子。马午生说是借给他的侄女看的,马根法这才给了他。

  马午生平时从来不和女性交往,村里从未有过关于他和哪个女人相好的传言。

  刘斯勋和王松、徐佩丰分析了上述情况,得出一个推断:马午生床上的头发系他所说的“侄女’”所留,《创业史》也是她所阅读;估计这个“侄女”多半和“盐酸”有关。

  刘斯勋下令:“一查到底,弄清这个‘侄女’是何许人!”

  王松、徐佩丰三赴巴拉坎大队,仍是不显山不露水的秘密调查。但是,查下来却发现马午生并无兄弟姐妹。不过,越是这样,倒越引起了侦察员的兴趣。王松忽然想起马午生这几天去红花峪走亲戚之说,便向大队治保委员了解:这个亲戚是何人?治保委员不是二队人,不清楚马午生的根绊,于是便向二队生产队长请教。

  生产队长说:“记得马午生娶的婆娘是红花峪的,要么是他婆娘面上的亲戚?”

  这是一条线索,但若要查清则须去红花峪。两个侦察员交换了意见,决定去红花峪跑一趟。红花峪属于额敏县,距巴拉坎大队四十里地,两人赶到那里,通过公社公安特派员悄悄一摸,喝!不但查到了马午生的亲戚,还查到了他那个“侄女”。

  马午生的“侄女”名叫朱远芳,二十三岁,甘肃省伊哈托黑人氏。这伊哈托黑处于狭长的河西走廊的最北端,西为内蒙古,东为新疆,往北三十余公里以外便是蒙古人民共和国。朱远芳的父亲原先在新疆谋生,“三区革命”时也是一个参与者,后来成为民族军战士,和马午生待在一个班里,两人交情很深。解放后,朱父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退伍军人的名义回到了老家伊哈托黑,在当地一家工厂工作。

  1968年,朱远芳被分配到伊哈托黑农村插队落户,由于和当地社员关系搞不好,日子很是难过,便央求父亲给她另外联系一个地方插队,这在当时的知青中称为“转队”,算不上一桩新鲜事。朱父想起老战友马午生,便写来一封信请求帮忙。马午生古道热肠,两肋插刀,当即和红花峪联系,以自己“侄女”的名义把朱远芳安排来新疆插队。这件事从1970年7月间开始办,至9月份办成,朱远芳于9月上旬来红花峪落户,以上情况是侦察员从红花峪大队干部和群众那里调查所获。

  王、徐回到县公安局,把调查所得的情况向刘斯勋汇报了。刘斯勋听了眉峰一耸:“又冒出一个女知青来了!这个朱远芳从9月份抵达红花峪,跟着就发生了7801医院药品仓库失窃案件、‘盐酸事件’什么的,看来,她不是一个良善之辈,我们不能等闲视之!”

  后来据刘斯勋说,他就是从这时开始怀疑这个案件可能不是普通刑事案件,而是有政治背景的间谍破坏案之类。因为这样想,所以他马上去向局长、政委汇报,谈出了自己的怀疑。局领导认为此案非同小可,当即召开党委会,专门讨论此案,最后决定成立专案组,政委挂帅总抓,具体仍由刘斯勋指挥。

  刘斯勋撇开手头的工作,率领十二名警察来到吉也克镇,把专案组设在派出所里,正式开始侦查此案。由于思路起了变化,侦查路子也重新作了安排,专案组决定把调查重点放在朱远芳身上。

  首先同时展开两步调查:一是查阅朱的档案材料。二是秘密提取朱的脚印及头发,分析鉴定是否是7801医院失窃案案犯及在马午生床上过夜的女性。

  侦察员去了额敏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办公室,查阅了朱远芳的材料。那是甘肃方面在7月份寄来的,有朱远芳的履历表。

  县知青办及伊哈托黑镇特哈拉大队准予其“转队”的证明、户籍转移许可证明。侦察员作了摘录,并把所有材料都拍了照片。刘斯勋看了材料摘录及照片后,由于头脑里已有“间谍案”的怀疑,当即命令出动三名侦察员星夜急赴甘肃伊哈托黑调查。为争取时间,他吩咐侦察员在获得调查结果后,立刻发回加急电报告知。

  另一路侦察员通过红花峪方面的帮助,顺利地提取到了朱远芳的脚印和头发,当即连伺7801医院现场提取的脚印照片,马午生床上的那根头发,由专人驱车送往乌鲁木齐自治区公安厅作技术鉴定。两天后,鉴定结果出来了:7801医院现场脚印及马午生床上的头发均系朱远芳的。

  这时,去甘肃外调的侦察员也以加急电报发回来调查结果:伊哈托黑无朱远芳其人,该地也未办理过类似此情的知青“转队”手续,新疆方面所收到的所有证明材料都是假的。

  刘斯勋虽然已有思想准备,但在获知这一结果后还是感到震惊:“如此看来,这个‘女知青’是一名特务嫌疑分子!”他通过电话向局长请示后,当即下令:“立刻拘留朱远芳、马午生!”

  这时,马午生已回到巴拉坎大队,侦察员连夜急赴其住处,把他从床上拖起来,扣上手铐拉了就走,同时搜查住处,未获任何可疑物品。

  与此同时,朱远芳也落入了法网,侦察员搜查了她的住处,获得如下特工活动证据:外形酷似“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的高频超短波收发报机一台,定向无线电联络仪一个,苏制左轮手枪两把,子弹一百二十发,新疆、内蒙古、甘肃空白边境通行证各三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工作证一份,密写药水一瓶,全国粮票三百公斤,人民币八千元。

  这个名叫朱远芳的“女知青”,就是1970年6月从苏联特维尔谍报学校毕业的克格勃特工钟秀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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