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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谈艺录(1)


  [文:张大春]

  电影高远,霞光万丈,昨日薄暮时分,大侠金庸翩翩又临宝岛。喜爱金庸小说的旧友和知音,特别趁机和他相聚晤谈。初秋夜凉,灯影曳曳,颇有几分西窗剪烛的意趣。一年不见,大侠风采依旧,健谈依旧。满座佳朋,话题却总环绕着他,因为总也出不了他的多才、多识和多学。

  话题先从他去年看的一出戏说起。因着那出戏的的谈兴,倒引伸出一个大家都很好奇的问题;“同样是对古代社会的部分反映,民间戏曲是否提供了武侠小说某些素材或张本呢?”

  “武侠小说的创作的确是在试图逼近古代的社会。”金庸先生缓缓说道:“从历史的资料里,我尽可能地把所接触到的生活层面包括进去,其中也许还包括文人们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的情怀,这是就生活面而言。然而就艺术的造型来说,传统的戏曲和现在的小说中间就差异显然了。”

  “京剧是世界上最丰富亦最艰难的舞台艺术。在表现的技巧上,有歌唱,有说白,还有武功和杂技——当然这已经是十分粗略的说法了。举目世界,没有其他的舞台艺术能够如此面面俱到,歌剧的女高音常是体态臃肿的胖子;芭蕾舞星也不会有演唱的禀赋或机缘。然而从发展的形式上看,京剧可能有某一方面的缺憾,却正是和小说难以契合的地方。”说着,他赫然一笑,像是为什么而抱歉着了:“在过去,舞台的照明设备不健全,音响效果也未必好,脸谱便往往成为人物造型上最重要的条件。演员一登台,善恶分晓、忠奸毕露——而且往往很难将人比较复杂的个性呈现出来,仅止于典型式的划分。这对反映人生来说,是比较粗糙的。一般说来,京剧或者其他的民间戏曲的目的,也未必是在通过一个戏剧化的故事来表现人生,或许它的重心在于歌舞与表演艺术本身的成就。小说则不然了。但是我仍然要强调:从民间艺术中即使未曾直接吸取些什么,间接的启发和影响于我而言却是难免的。”

  金庸先生的一番见解便是如此谨慎温婉地娓娓道来,即使在论断时也一样:“中国的艺术大约都是互通的。有很多国画大师喜欢去看京剧,他们能从舞蹈之中捉摸作画的灵感,那也许是一根线条,或者一个笼统的轮廓,但是‘美’的印象是鲜明而且流通的。在我创作的过程当中有时也有类似的体悟,就拿武功来说,当它臻于化境,便自然成为一种艺术了,所以我曾用书画之道解释一些招式,也是不足为奇的事。”

  “喜欢把一切事物圆融浑化,这是中国人的民族性罢?甚至将人生哲学也纳入艺术或武技之中,这是非常独特的解释。”

  谈到人性以及民族性,金庸先生神色一振,叙说起他的作品《鹿鼎记》,和它的主人公韦小宝。

  “写作这部书时,我经常想起鲁迅的《阿Q正传》所强调的中国人的精神胜利法。精神胜利的意念在中国的确相当悠久而旦普遍,但是却不是中国所独有的。有时走访国外,我也常发现,几乎每个地方的人民都有他们精神胜利的方式。所以我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去探索中国人所特有的一面性格。”

  “在传统的说法里,道德总是被强调着:忠孝仁爱或者礼义廉耻云云。我不想刻意地把善或恶从人性中孤立出来,再用单纯的德国去一一拴套。就事实来说,中国人口众多,土地有限,中国人一向在艰苦的环境里进行着异常的生存竞争,为了活命和繁衍,会用尽各种可能的手段,而往往是和道德教训相左的。韦小宝这个人物容纳了历史感很强的中国人性格,一方面他重义气——重义气这一点恐怕也跟生存环境的艰苦有关;另一方面,他吃喝嫖赌,时时也玩弄一些阴谋诡计。诸如此类,也算是中国人的一种特殊典型了,他是‘反英雄’的,却也相当真实而普遍。”

  座中一位人士问起有关小说中所叙述的奇能异才,是否也多因生存环境的艰苦?

  “我想是的,诚如你所说:雪地里的蜈蚣可以吃吗?在传记小说里曾经出现过这种场面,一方面也反映出生活条件欠缺的土地上,这个古老民族如何奋斗的历程,所以烹饪终于也发展成一门艺术了。”金庸先生说:“于是我们也可以品味得出,中国人的悲欢苦乐往往是交织着茫然了。”

  窗外夜风乍起,而那个古老的中国,却仍旧悬着从武侠,从戏曲,从所有即使是浮光掠影如雨的灯花般轻轻摇起的玄思里,逼近了来。置身在历史当中,某些人生态度正从一个被遗忘的角落里,向现实世界中快乐或痛苦的人们伸展着触须了。它能引起多少记忆或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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