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宋美龄在台湾的日子(186)

一八六

　　有的报道认为，与官邸具有深厚渊源的“励志社”系统和宋美龄关系极为密切，甚至官邸的侍卫人员均出自此一系统。蒋经国死后，这些人又活跃了，言外之意，是这些人有宋美龄支持。“励志社”确系宋早年创设，从事“服务性”工作，官邸某些事业性工作，也由“励志社”负责，惟侍卫一责由军警系统甄选可靠人员充任。当时“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确为宋手下大将，她对外的联系，常由黄仁霖负责。张学良“西安事变”前要见蒋介石，则先通过张群安排，而他要见宋美龄时，则不通过张，必须请黄仁霖先行联系，由此可见黄仁霖在宋面前分量之重。

　　据台湾《纵横》周刊记述，在1986年她返台前，近半年中，她与蒋经国之间联络相当频繁，除了专人专使的报告，不断从台北直奔长岛外，她经常在每周三上午，国民党中常会例会散会的时间，直接给蒋经国挂电话，垂询台北的近况。

　　鉴于以上议论种种，有些比较敏感的人，都认为她的“我将再起”和以前的“我将再起”，在意义上似乎不太一样，有着意在言外的暗示作用。那些人士因而认为，蒋经国若是看了这篇文章，心里一定别有一番滋味。

　　但是，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在蒋经国在世最后的这段岁月，他对权力接班的布局，虽然已经作了一些安排，可是，包括宋美龄在内的人，都对蒋经国未来的权力布局，充满了惶恐不安的心情。那时，大多数的“宫廷派”人士，对蒋经国选定的接班人李登辉了解的程度仍然相当有限。可是，他们实在对这位台湾的“副总统”是不是能像以前的“副总统”严家淦那样放心，万一在蒋经国不幸病故后，当一个不恋栈权位的“过渡总统”，则充满了怀疑。这种怀疑，其实不是对李登辉怀有任何成见和敌意，而是植基于威权时代一种家天下的潜意识惯性，植基于国民党撤退来台湾的第一代人士根深蒂固的“恐台心理”——伯台湾人掌权之后，尾大不掉，反过来打压外省人，发生养虎反噬的悲剧。

　　“宫廷派”人士的忧虑，后来证明不是一种多虑。可是，在当初，当“宫廷派”人士包围宋美龄，对蒋经国一旦亡故，在权力结构上可能的肘腋之变，不断提出警告时，宋美龄则是陷入极大无力感之中，她一再向人明白表示，“经国主政，我不便再插手干涉！”她对宫廷人士提出的看法，尽管心存留意，但是，她有什么力量能左右蒋经国呢？

　　“我将再起”基本上只是一个小插曲，它没有办法改变蒋经国的权力布局，也没有办法改变政治舞台台湾人时代的潮流。当宋美龄看完《我将再起》的讲稿，并且为草稿签上自己的名字时，她的脚上已经长满了静脉瘤，她的健康虽然没有明显恶化的迹象，可是，她站起来的时候，偶尔还需要护士从旁扶持，她即使还有心“再起”，然而，她是用危颤颤的姿势，站立在世人面前的。事实已经摆在阳光底下，宋美龄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在政治豪赌的大轮盘中，已经轮不到她下注的机会。

　　自从此次返台，台湾各界估计她不会停留太久，就会离开台北。因为一些亲密人士及团体的“执意挽留”，她一住4年零11个月，及至蒋经国去世后，她才发现台湾并非久留之地，悄然飞向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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