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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


  3.一衣带水的转向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蒋介石在为英、法断交所困扰时,60年代末,台、日关系也面临着危机。

  二战以后,同盟国一直在酝酿与日本缔结和约。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与日缔结和约更为积极。1951年3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了对日和约草案,其中就台湾、澎湖列岛问题主张将来由英、苏、中、美四国决定,井提议由台湾当局参加和约会议,而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排斥在对日和约国之外。提案公布后英国、苏联坚决反对,最后采取折衷方案:听任日本在会后自行选定其认为可以代表中国的政府与之缔约,而签订多边条约的会议则不邀请中国代表参加。

  此消息一公之于众,立即引起了海峡两岸的强烈反对。蒋介石闻讯后异常气愤,他发表声明:中华民国参加对日和约之权,决不容疑。中华民国政府仅能以平等地位参加对日和约,任何含有歧视性之签约条件,均不接受。任何违反中华民国上述严正立场而订立对日和约,不但在法律及道义上,丧失其力量,亦押在盟国共同作战之历史上,永留不可洗涤之错误,其责任之重,影响之大,诚有非金所忍言者。因此种丧失真实性之对日和约,不但使第二次大战不能获得真正的结束,并将加深远东局势之混乱,更种下世界未来之无穷祸患也。

  与此同时,周恩来也发表声明:

  中国人民经过8年英勇抗战,击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因此对日和约的准备、拟制和签订,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参加,乃属当然之事。兹特郑重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它必须参加对日和约的准备、拟订和签订。

  对于海峡两岸的反对之声,美国充耳不闻。1951年9月,由美国一手导演的《对日多边条约》49个国家签字,中国被排除在外,蒋介石对此失望之极。

  美国虽当众打了蒋介石一个耳光,却很快又给他送来了一个馅饼以作安抚。在《对日多边条约》签订后,杜勒斯提议:日本应当在会后与台湾签订“双边和约”,即所谓“中日和约”,蒋介石听后余怒顿消。

  几经周折,1952年2月20日,日本终于派出河四烈为代表与台湾叶公超在台北会谈“中日和约”。这次双方会谈最大的争论点是“和约适用范围”问题,大陆已不在蒋介石的统治下,又怎样去“贯彻执行”呢?日本人到底很聪明,提议:应适用于现在中华民国控制之下,或将来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领上。蒋介石对此则不同意,要求将“或”改为“及”。

  双方僵持不下,最后各作让步:在交换照会中,双方同意在记录中表明“或”字有“及”字之意。

  1952年4月28日,《对日双边和约》签订,其主要内容有:日本放弃对于台湾、澎湖列岛及西沙群岛之一切权利;日本承认台湾及澎湖列岛居民,系“中华民国”之人民,台湾放弃对日本的一切战争赔款要求;1941年12月9日以前中国与日本缔结之一切条约均归无效;台湾与日本间关系,愿各遵守联合国宪章第2条各项原则;台湾愿尽速商订一切关于民用航空、运输、规范或限制捕鱼,及保存暨开发公海渔业之协定。

  条约的缔结总算扫除了蒋介石心头的一片阴云,就此不必担心日本与中国大陆的建交了。对此“行政院长”陈诚在“立法院”宣称:“在这自由世界面临共产侵略的威胁的时候,中日和约的实现,尤有其特殊的意义。”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日和约”的签订发表声明:坚决反对日蒋“和约”,不承认日蒋“和约”。

  “中日和约”签订后,台日关系经过了几年的平稳发展,不久其裂缝便显现出来,焦点便是日本与中国大陆的贸易。

  日本急于从战败国的废墟中站起来,中国大陆丰饶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对它有极大的吸引力,因而它一方面与台湾保持政治联系,坚持反共,一方面又对中国大陆的资源垂涎三尺,左右逢源,难免会得罪人。

  从1952年—1958年,日本民间与中国签订了四次贸易协定,双方贸易额不断扩大,政治限制渐趋宽松。蒋介石对此深感不安,他对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中所规定条款尤为关注:如双方可以在对方首都设立商务代表团,代表团可以享受外交特权,并得以悬挂本国国旗。蒋介石害怕国旗一旦挂起来,离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也就不远了。他派人到日交涉,甚至不惜以与日“断交”相威胁。他公开表示:如果日本政府准许共匪贸易代表团人员享受同等外交人员之待遇,或悬挂钩旗,即等于事实上承认共匪,我政府决不能谅解,亦不能接受。

  后经美国周旋,日本保证:“尊重与中华民国之关系,且已声明无意子共匪驻日通商机构以官方地位或任何特权,更无意承认其悬旗之权利。”台日紧张关系渐趋缓和。

  中国政府为了扩大与日本的联系,通过各种渠道使经贸关系由“民间”逐步向“半官方”进而“官方”迈进,这使台湾当局极为恼火。终于1963年,台日关系风波再起。

  1963年10日,正在东京访问的中国油压机考察团成员周鸿庆走入与台湾“驻日使馆”一墙之隔的苏联大使馆,被日本警方拘留。台湾方面为此大为鼓噪,指出周鸿庆的目的是寻求“政治庇护”,“投奔自由”,要求日本将周鸿庆交给台湾。日本政府经过研究,决定将周鸿庆遣回中国。台湾为此召回了“驻日大使”及使馆成员,断绝台日贸易,并指使台湾青年冲击日本“驻台使馆”,台日关系跌入低谷。

  不久,在美国的斡旋下,日本前首相吉田茂、首相大平正芳访台,双方互做让步,台日关系“恢复正常”。

  但是,春色满园关不住,中日交往不可阻。1966年10日,日本“日中友好协会”代表黑田寿男与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发表共同声明,承认周恩来“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及“政经不可分”等主张。1970年2月,日本首相佐藤声称,日本今后一方面与台湾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一方面促进日本与中国关系,并表示赞成在日本与中国间举行大使级会谈。

  1969年尼克松上台,中美关系发生质的变化。不久,加拿大、意大利相继与新中国建交。在国际大潮流的推动下,日本决定加速改变对华政策。1972年3月27日,外相福田宣布关于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的三原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废除台湾同日本的“中日和约”。

  国民党对此又急又恼。“行政院长”蒋经国发表谈话称:“最近日本政府首长一再声称,将与共匪进行所谓‘邦交正常化’,并表示日本与共匪关系正常化时将与中华民国断绝外交关系。日本首相及外相并计划于9月间访问大陆匪区,此乃对于中华民国政府与人民最不友好之态度。”

  蒋经国严厉声明:“警告日本政府,停止一切损害两国邦交与危害亚太地区和平安全之行动,以免造成历史上之重大错误。”

  新上任的日本田中角荣首相不理睬台湾的警告,称中日邦交“势不可挡”,并请蒋介石“谅解”。蒋介石恼怒之下给田中写了一封措词强硬的信,内称:中共之欲赤化亚洲以及全世界,乃尽人皆知之事,贵国与中共建交,在经济上又无近利可期,不知究何所图,而亟亟于背信绝义,引猛揖盗如此?

  字里行间,表达了蒋介石对日本的气愤和无奈。

  1972年9月29日,中日邦交正常化,并发表联合公报,从即日起“日台条约”失效。

  同日,台湾当局宣布与日本“断交”。

  中日联合公报的发表,对风烛残年的蒋介石打击颇大。这时,台湾流传一则传闻说,田中角荣到中国访问时,应邀爬长城,爬得比尼克松还高。刚刚离华不久的尼克松爬长城爬了300米,田中角荣偏要爬310米。其意思是向中国暗示:“日本比美国走得还远。”

  蒋介石听后,无力地摇摇头:“这个……这个日本……日本问题,使我死不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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