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英东全传(112)_冷夏

一一二

　　一天，我曾和霍英东专门谈到《基本法》的起草问题。我曾问他，为何李后等人不同意在“民间体育团体”前加上“原有”两字，他说：“讨论我的议案时，有些委员担心原有的体育组织有黑社会背景，担心有些黑社会组织以体育团体的名义出现，所以反对。其实，我提出‘原有民间体育组织继续存在和发展’这个问题，是有所考虑的，比如香港足球总会，若香港回归后有人搞一个港九足球总会，怎么处理？这种情况，我们试过，以前搞世界羽联，对抗国际羽联，一种运动可能有人搞多个组织出来。那香港回归后，哪个正统？哪个权威？出现这种情况就很复杂了！”

　　另外，在最后一次草委全会上，霍英东还得出另外一条有关体育的议案：维持香港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地位，并允许香港以国家单位名义参加国际体育活动。但在表决时，只得18票赞成，13票反对，19票弃权，因而不获通过。

　　至今，霍英东对《基本法》中关于体育的条文，仍然持有保留意见。他对我说：“我觉得在《基本法》中，有一点讲得不是很清楚，就是香港回归之后香港能否维持在国际上的体育组织地位。比如香港足球队以后的国际地位问题，东、西德合并后只有一个足球队参赛，又牵涉到国际组织的问题。我很希望，香港回归之后香港继续维持其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地位。因为香港现在是会员，若到时没了，事情就变得很大，香港人真是不明白：你成日说‘一国两制’，保持不变，但现在连体育地位也变了！这种事，一定要解释清楚。”

　　说到这里，霍英东找出一本《基本法》，翻出其中的第149和151条对我说：“这两条条文，将体育与航运、通讯、贸易、金融、旅游、文化、卫生、科学等一大堆问题放在一起，各个领域的情况不尽相同，一大堆问题放在一起，有些问题就讲不清楚，我觉得是否应该将体育问题单独分开来谈好一些……”

　　对第152条条文，霍英东也表示不满意。这条条文是：“对以国家为单位参加的、同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适当领域的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可派遣代表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成员或以中央人民政府和上述有关国际组织或国际会议允许的身份参加，并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发表意见。”

　　霍英东说，“我觉得只是发表意见，不能举手，也不能投票，那不是等于一个观察员的身份，这个解释，我觉得有些含糊。我当时要求把可以发表意见，改为可以以‘中国香港’名义参加，因为光是发表意见是没用的。当然，香港回归后香港的体育地位问题是很微妙，因为牵涉到外交事务问题，还有台湾问题，但也不能含糊其辞，要解释清楚。”

　　我问他：“你对中国的体育事业贡献很大，但几个提案都不获重视，不被采纳，是否感到很沮丧、很失望？”

　　霍英东答道：“不是的，情绪并没有不好。但作为我来讲，首先是已经向香港人交待了。万一香港回归后，香港的体育组织地位有改变，那我已经尽我所能。当时，59个委员中，只有我一个对体育较为熟悉。我觉得，大家对体育都不那么关心，只有我一个人在那里争来争去……”

　　“是孤军作战……”我说。

　　“是呵，是孤军作战，59人中，就我一个人……”

　　后来，在参加香港特别行政区预委会工作的过程中，霍英东也曾向预委会文化专题小组谈香港回归后香港体育组织在国际上的地位问题。讲了1995年八九月间，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王凤超代表中国政府，首次向访京的香港愉园体育会成员明确表示，香港回归之后，香港体育总会和香港奥委会等体育组织的运作都不会改变，香港回归前怎样运作，香港

　　回归后同样是怎样运作。王凤超还说按照国际奥委会的章程，会员可以以国家身份参加，也可以体育组织单位入会。香港是以后者身份入会的，故1997年后仍可以独立地参加国际性比赛。他称，香港派队参赛时，是以中国香港（英文是HONG KONG CHINA）的名称参加比赛的，而旗歌的问题，会奏中国国歌，挂香港特别行政区区徽、区旗。

　　但香港体育组织在国际上的地位问题可能还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在1996、1997年研究、讨论之后，才能最后明确下来。

　　〖第五十章涉足政坛膺任政协副主席〗

　　霍英东自谓“不懂政治”，也对政治兴趣不大，但却不期然涉足政坛。继当上全国政协常委一职后，又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93年更晋身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成为国家领导人之一，甚至有传他可能还会成为香港首任行政长官。

　　【霍英东是否中共地下党员？】

　　霍英东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对祖国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这几乎是世人一致公认的，即使是一些对他的经历不甚了解或者误解的人，也不否定这一点。其爱国行为，几十年始终如一。另外，他对中方的态度，也是几十年不变，与近年香港一些政客商贾看风使舵的投机行径截然不同。

　　这10多年来，霍英东到内地投资、捐赠，光是纯粹的捐赠款额就超过20亿港元；所有的投资也有很高的效益，但他也没有把这些收益拿回香港，而是继续用于内地的投资和捐赠。

　　有些人因而不理解：若把这几十亿存在银行，起码已经升值到100亿，光是利息也够他们家族吃几辈子，何必辛辛苦苦到内地疲于奔劳？我也曾向霍英东问过这个问题，他说：“是呵，我有时也问自己，何苦呢？我们家族每年在港澳的生意入息4亿多港元，不但全部用到内地，连我们在瑞典银行的存款也拿出来用在内地，倾家荡产为了什么呢？甚至几乎连命也赔上，为什么？我的子女有些都不理解，骂我的，何苦呢？不也就是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为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正是为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1990年夏秋之交，霍英东专程远赴德国考察。当时，两德刚刚统一，统一后的德国将如何缩小东、西两地在经济水平等方面的差距，而融为一体，广为世界关注。霍英东在德国跑了10多天，认真考察德国方方面面的情况，他希望通过现场考察，把两德合并后的种种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总结出来，向中国领导人献策，以促进祖国的繁荣和统一。而后，又到了东欧一些国家考察……

　　我曾问他：“你这几年考察了不少国家，你觉得德国、东欧等国家有哪些方面对中国有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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