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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


  持反对意见的人举出一大堆理由:温泉宾馆地方空旷,白天鹅则集中在室内,空间有限;温泉宾馆在农村,白天鹅在大城市,参观的人会更多,一旦挤迫,秩序控制不住,很难收拾局面……

  这些人担心酒店开放会出乱子,是因为广州曾有“前科”:过去,广州海珠广场安装一盏太阳灯,好奇的市民蜂拥而去看热闹,结果人群挤迫,酿成伤亡事故。

  但霍英东也有自己的理由:“应该让他们自己进来,看看一些新事物,体会一下中国人民的智慧和新的创造,增强每个中国人对自己和国家前途的信心。就是从经济观点来考虑,也是开放好,先有人气,然后才有财气。”

  当然,还有一个理由,霍英东只在心里想,但没说出来,这就是:“白天鹅”地处沙面,过去沙面作为租界时,外国人曾一度禁止中国人入内;在这有历史意义、中国人蒙受过耻辱的地方建酒店,而且又是中国人建的酒店,更应该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进来。

  霍英东执意坚持,大家也就无话可说,惟有多派人手,到时维持秩序。白天鹅全面开张那天,广州市民蜂拥而来,参观庆贺,群情汹涌,差点把大门挤倒。到晚上活动结束时,酒店员工清理现场,捡到市民因拥挤而掉了的鞋竟有一大筐。

  之后的10多天,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卫生间的抽水马桶被游客打烂了好几个,草纸也被游客乱用,一天耗费几百卷。

  酒店负责人和保安人员感到压力很大,要求恢复警卫森严、来访登记的老规矩。但霍英东还是坚持向群众开放。几周下来,人潮汹涌的现象开始缓解下来。不少市民和外地游客前来参观、拍照,但从来没有出现乱子,大家的反映很好,觉得酒店开放是正确的,所以坚持了下去。白天鹅是内地城市第一家对群众开放的高级宾馆。

  事过多年之后,提出这段往事,霍英东仍然有很大感触。他对我说:“那时,没有哪一家酒店、宾馆像‘白天鹅’那样让老百姓自由进来。这一步骤很重要,不单只是广州人,全中国的人经过这里来看看,都知道什么是改革开放,什么是新事物。你认为我真是想多赚点钱,让多些人进来?”

  【中国人自己管理】

  白天鹅宾馆建成之后,如何管理?霍英东面临两种选择,一是交由外国的酒店管理集团管理,一是完全由没有任何酒店管理经验的内地人士来管理。按照国际惯例,高级酒店的管理一般都是委托酒店管理集团负责,即管理集团和酒店方面签10年20年或更长的合约,并掌握一切行政的用人用财权,从营业总额中收取一定百分比的管理费,但不负责盈亏。对于如何管理“白天鹅”,霍英东的想法与别人不同。他考虑到:由于内地情况特殊,外国管理集团组织客源不容易,而对内地情况又不熟悉,无法妥善安排旅客参观及提供车票、机票等服务,同时在当地采购也很困难;并且大批雇用外来员工,其待遇与本地员工差距太大,容易引起员工的矛盾。衡量之下,霍英东于是坚持采用自己管理这种新方式,一来避免以上问题,二来也借此培养出一批内地的酒店管理专业人才。

  白天鹅宾馆有两千多名员工,当中没有一个人干过酒店行业,让他们去管理一家现代化的酒店,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尝试,弄得不好,酒店就会一团糟。但霍英东对此却很有信心,他始终认为中国人是聪明的,只要一经雕琢,就能成才。

  在白天鹅宾馆开业初期,霍英东以每月3万港元的高薪,聘请一位美国酒店管理专家进驻酒店,传经授教一年多;期间,也时常礼聘香港的酒店管理专家前来指导员工,传授酒 店管理经验。另外,霍英东也多次安排酒店的部门主管,到香港的大酒店见习,增长见识。

  结果正如霍英东所言:“他们虽然没有经验,但他们有好学精神,开业以来,经过艰苦学习,终于把白天鹅管好。”

  【云吞面式的市场效应】

  “我始终认为,中国搞改革开放,物价、工资两方面的改革成效是最大的。”霍英东举例说:“开放改革之前,中国真是一穷二白,1977、1978年,我从珠海到广州,路上停车等轮渡,想买香蕉来吃,周围都买不到;我几次到一些人的家里做客,他们连酒杯也没有,即使是那些高级干部,衣柜里也只有一套衣服,你根本想像不到,国家会如此穷困,物资如此缺乏。我记得每年的广交会,几千人一下子齐集广州,结果所有吃的、用的、用水、用电,以及酒楼、宾馆,都要做计划报中央,由中央调配供应。”

  霍英东接着说:“供应制其实就是计划经济,一些政治家、理论家可能喜欢搞计划经济,因为不会出现贫富悬殊的情况,不会有投机倒把行为,他们认为这样做世界会大同,但其结果却是物资越来越缺乏。

  “工资分配其实也是一样道理,工资分配机制不灵活,人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问题就有很多。‘文革’期间,我在广州珠岛宾馆住过,我有个不好习惯,要吃宵夜,这可惨了,宾馆方面说厨房明天一大早就煮早餐,晚上是不做饭的。我问,宾馆为什么不多请一个师傅?

  他们说多请一个人要有编制,要上头批准;我又问,师傅晚上加班,多发给他一些钱不是可以吗?但那时内地是没有加班这回事的。

  “后来,改革开放之后,1979年我回番禺,在渡口看到载客的小巴,那是个体户的,我很高兴,又见到有人在那里卖豆腐花,不知多开心,觉得个体出现了,这就是市场经济的苗头。甚至见到中国一个电影导演在过年时,写了一副对联,横批是‘花开富贵’,我都觉得很惊喜。1981年兴建白天鹅宾馆的时候,我见到白天鹅宾馆附近突然冒出一个清平市场,各地的物资运到这里来卖,我就马上捐钱,请广州市副市长石安海在沙面和清平市场之间建一条天桥。”

  其实,霍英东是透过清平市场的突然冒起,清楚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商品市场与改革开放的关系。果然,不出霍英东所料,一条窄小的老式的清平街,似乎在一夜之间就成了广州最大的一个没有围墙的超级市场,全国各地乃至世界一些国家、地区的商品源源运到这里来,又源源从这里运往各地。清平市场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窗口,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尼克松、基辛格等4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也慕名前来这个市场参观、访问,从中一窥中国改革开放的面貌。后来,有人因此说霍英东捐资兴建的清平街天桥,就是通往市场经济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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