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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


  有人极其强烈地憎恨林彪、“四人帮”疯狂地制造现代迷信,喊出了“反对个人迷信、反对个人崇拜”的口号;理由是:“党的领袖也是党员,共产党不要‘党皇帝’。”他还说:“七八年搞一次‘文化大革命’,是亡党亡国的路线。”“‘文化大革命’让党组织瘫痪,全体党员靠边站,整个党的干部挨整挨斗,这是严重的反党事件。后遗症已逐步暴露,后果将不可收拾。好人受气,坏人上台,党国全变。不正之风愈加严重,人民生活愈加下降,供应愈加不足。”“江青!还我八亿人口的文艺生活!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必须恢复!不能全盘否定建国十七年的文化艺术电影戏剧!”“沿党的‘八大’路线前进!”这样的人,立即招来惨不忍睹的杀身之祸。

  这样的案件,各地都有,有的多达数千起。

  罹难者中有干部、工人、教师、学生,也有职务较高的老党员、干部、老红军。他们都被冠以“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或“疯狂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或“凶恶的阶级异己分子”,等等。按照毛主席“圈定”的《公安六条》,多数均被处以极刑立即执行,轻的也被处以死缓、无期徒刑和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粉碎了林彪、“四人帮”两大反革命集团以后,尽管这些受害者的遗属或幸存于囹圄的受害者本人不断地申诉要求复查平反,许多熟知其情的干部群众也为这些受害者大喊冤枉;但由于“两个凡是”论的出现,绝大多数办案人员都觉得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令人望而生畏的禁区,谁也不敢贸然向前迈一步,致使这些受难者的亲属至今仍在痛苦的深渊中无力自救。有的父母双亡的孩子到处乞讨,有的老母亲悬梁而去,有的母亲整日在党政领导机关大门前发出撕肝裂肺的冤喊,有的全家绝望至极而全都服毒自杀……

  每述及这类冤情惨景,叙述者往往饮泣梗语,听者几乎无不动容且泪水涟涟。但对这类“疑难”大案,究竟如何了断才更情理俱合,座谈者又往往面面相觑,莫衷一是。

  对此,胡耀邦所说却出人意料的简单。他说:对待所谓“恶毒攻击”和发表不同的思想认识与批评意见,应有严格而科学的区别。严格这种区别,就是探求真理。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在追求认识的发展上,永远不能设有任何“禁区”;否则,马克思主义就只能停步不前了。我们的同志绝不能作茧自缚,在真理面前设下一个又一个自认为不可逾越的襟区”……

  这样的座谈会一共开了三次,从1978年2月下旬起到4月下旬结束,共研究了一百多个疑难案例。每一次前一个会议刚刚接近尾声,后一个会议的与会者就已到中组部报到,使三个座谈会开得十分紧凑。在这前后会相接的短暂间隙,胡耀邦对中组部参加会议的同志鼓劲说:“我们辛苦些,紧张些,哪怕政策落实得只快一天,就等于被落实政策的同志和他们的亲属少过‘一年’的苦日子;因为忍冤受苦的人都是“度日如年’啊!俗话说人人都应该将心比心。我们当年在干校是啥滋味?”

  几乎与此同步,胡耀邦请另一个人主持的、也分三批召开的中央与国家机关二十多个部委落实政策的座谈会也顺利结束。这三个座谈会,共研究了八十多个疑难案例。

  每一次座谈会结束,胡耀邦都向即将分手的同志说上几句话。他再次强调: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必须全党来抓,从中央到省、地、县,四级党委一齐抓。这种座谈会的方法,可以层层推广。务必要搞清事实,实事求是,作出结论。

  胡耀邦在座谈会上的这些讲话,使每一个参加座谈会的同志都感到思想大解放,原则很明确,对平反冤假错案是个大促进。他们回去之后都作了认真详细的传达。

  1978年8月上旬,中组部的《组工通讯》,又对所谓“恶攻”和一般认识问题作出了有文字可鉴的明确划分,使这类被视为“禁区”的疑难案件的平反,纷纷化险为夷。

  * * *

  个人迷信不是真理,强权不是真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象一发重磅炸弹直奔“两个凡是”派的主阵地。

  如果说到此为止,胡耀邦与中央党校和中组部许多同志的一切努力只是推倒“两个凡是”论的外围战,那么对“两个凡是”论的直接交锋,则是随之而来的“真理标准”的全党全国大讨论。

  上面提到,在疑难案例座谈会的一年前,即1977年4月,尚未复出的邓小平就率先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列主义。4月10日。他在给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及党中央的信中说,应当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当时在中央党校主持校务的胡耀邦,积极指导党校讲授哲学与党史的同志,深人研究这一课题。

  胡耀邦明确提出研究“文化大革命”并非自此刻始。早在这之前数月,即1977年5月7日,在中央党校的整风会议上,他就针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乌烟瘴气明确提出,应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后来又具体地说,“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再颠倒过来。”这就是说,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去总结“文化大革命”,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8月25日,中央党校在胡耀邦倡导创办并直接指导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9期,就刊发了一篇经胡耀邦审定的批评“风派人物”的文章。文章说这种人“对待是非,不是以客观实际为准,而是以‘小道消息’为准,以某些‘权威’的意见为准,以报纸刊物上的提法为准”。这等于又一次提出用实践检查真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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