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传奇(2)

二

　　“要读马、恩、列、斯的全集，要读四书五经，要读完古今的文学名著，要读完二十四史。20多岁的干部照这个方向去努力，到了40岁左右，可以成为一个学者了。”

　　胡耀邦出身于贫寒的农家，初中还没念完，14岁就参加了红军。前半生戎马倥偬，他善于自修，酷爱读书。他在马背上、战壕

　　里，在枪炮声中，也能手不释卷。1937年9月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时，曾表扬他能刻苦读书。他读书时遇到古典诗文、名人名言等佳作警句，常要强记、背诵一番。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他几乎能把全文背下来。

　　胡耀邦读书的范围很宽，从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到四书五经，《资治通鉴》，从中外古今名著到伯恩斯坦、希特勒、苏加诺的书，以至一些科学技术知识的小册子，都在他的阅读之列。有一次，他用三天的时间，读完了尼赫鲁的巨著《印度的发现》，兴奋地对客人说：“尼赫鲁这个人了不起，年轻时期就很有事业心。”

　　有一次胡耀邦说：“要读马、思、列、斯的全集，要读四书五经，要读完古今的文学名著，要读完二十四史。这些书一共有5000万字，即使一个人一天能读1万字，要读完这些书，至少也得要14年。20多岁的干部按照这个方向去努力，到了40岁左右，可以成为一个学者了。”

　　1937年5月，胡耀邦到延安抗大学习，并先后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瓦窑堡一大队政委。1939年，他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抗战，并为加强我军的政治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胡耀邦于1946年1月到冀热辽军区工作，任代理政治部主任，7月任晋察冀四纵队政委。1947年8月，任晋察冀第三纵队政委。他先后参加领导了大同、张家口、石家庄等战役。1948年8月，他任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参加领导太原、宝鸡等战役。1949年冬，他率部参加解放西南的进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胡耀邦任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军区政委，他领导川北人民进行土改，剿匪反霸，安定社会秩序，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工农业生产。1952年后，任团中央书记、第一书记。1962年，他带职下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1964年底，他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

　　1988年12月，胡耀邦在长沙深居简出，回忆七十多年的人生历程，回忆毛泽东对他的教育和培养。

　　1988年12月，湖南长沙九所，室外北风呼呼，大雪纷飞，松柏迎风斗雪，依然挺立。

　　室内温暖如春，繁花盛开。胡耀邦兴致勃勃回到家乡湖南，居住在九所一号楼。也许是家乡的山，家乡的水，故乡的情给了他喜悦和宽心，婉留住这位伟人一住就是二个多月。

　　两个来月，知道的人不太多。他经常约请一些老战友、老同志谈心。特别约请了和他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一起在延安工作过的原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杨第甫、袁学之、穰明德等人亲切交谈。他回忆在延安战斗生活的岁月，两眼闪灼着光芒。他说：人生过得真快，一晃眼过去了七十多年。回顾自己的过去也是广种乐趣，有些事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他向老同志恳切地谈了自己对毛泽东的崇敬心情。他说，我永远不能忘记毛泽东对我的教育和培养。在延安，我还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年青人。毛泽东当时平易近人，倾听群众意见的精神令人叹服。有一次，毛主席到延安抗大召开一次座谈会。开会时，毛主席问：抗大的党支部书记参加了座谈会么？主持人回答，没有通知。毛主席立即布置说，快找几个支书来，应该听听他们的意见。会上，我提出办好教育的三点意见，毛主席很赞赏，并采纳我的意见。毛主席说，应该发挥党支部的模范作用，抗大有几个支部，可以成立党总支，总支书记可以从在座的支书中推选。仕总支书记，学要有一定的党总支书记，又担任抗大政治部主任。我当时25岁，还当上了十八集团军留守部组织部长。解放时，毛主席又把我从香港调到北京做

　　青年工作，以后，我又当上了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他感慨地说，我的成长是党和毛主席培养的。推翻旧中国，建设新中国，毛主席丰功盖世，万古长存。只是毛主席到了73岁时，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胡耀邦一向待人诚恳，胸无城府。他对前去看望他的作家张扬说：“我可以不做事，但我还要做人。”

　　1988年12月底，曾经饱经风霜的小说《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从北京寓所回到长沙，听说胡耀邦已在湖南两三个月，正住在省委“九所”，离文联只有几分钟路。多少年来，他第一次明白无误地得知胡耀邦就近在咫尺，想起他为自己平反所做出的努力，张扬不禁怦然心动。

　　12月30日深夜，他给他的恩人写了一封短信，请胡耀邦以其认为合适的方式告知他，是否收到了早先寄给胡耀邦的作品《金箔》一书；如果没有收到，他还可以就近送上一套。信的结尾写道：“明年1月18日，是我平反出狱十周年。随着这个日子的临近，我越来越多地想起许多往事，在这十年中，许多原来坚不可推的东西在我心目中崩溃了，有一个东西却不曾崩溃，那就是坚信历史是公正而无情的。”

　　1989年1月4日下午，张扬托人将这封信送进了“九所”。5日上午，便从“九所”打来电话，但张扬不在；夜里又来了电话，约6日下午去“九所”。

　　1月6日下午，张扬如约来到“九所”六号楼一间大厅，听说胡耀邦正在做治疗，他就在呈环状摆列的多张单人沙发中随便挑一张坐下，闭目小憩，女服务员为他沏来茶。两三分钟后，一个声音传来；“是张扬同志吧？”

　　张扬睁开眼，站了起来。胡耀邦微笑着走了过去。胡耀邦的衣着极普通，他端着一个原先装豆瓣酱之类的圆口方体玻璃瓶，似乎那就是他的茶杯，里面有半杯淡茶。

　　“听说您病了？”张扬关切地问。

　　“感冒了……”胡耀邦回答得很轻松。

　　胡耀邦刚坐下便开始抽烟，张扬劝他戒烟。彼此谈得亲切、随便，好像他们是经常会面的老朋友，只是在长沙又相聚了。

　　但终究是第一次会面。所以张扬出于一个作家的本能，一面交谈，一面观察着胡耀邦。

　　他觉得胡耀邦的耳垂很长，三分之二以上的头发仍是黑的，面部皱纹不深重，更没有老年斑。他记忆力强，反应敏捷，口齿清楚，思想活跃，待人诚恳，胸无城府。同时，张扬也注意到，此刻胡耀邦的笑容似乎有两种，一种是自然的，礼仪性的；一种是勉强的，惨淡的。他形容樵悴，表情抑郁，时而流露出沉思甚至迷惘的神态。

　　胡耀邦告诉张扬，收到了他的《金箔》，还收到了王蒙、魏巍、朱仲丽等人的书。当听到社会风气败坏和作家生活的困难时，他表情沉重，久久沉默。谈起他的同乡战友和“恩人”杨勇时，他无法抑制欣慰和缅怀之情……

　　在谈话临近结束时，胡耀邦凝视着前方，平稳而轻声说：“我可以不做事，但是我还要做人。”他送张扬到大厅门口。

　　“再见了，耀邦同志！希望你多多保重！”张扬向胡耀邦伸出了右乎。一字一顿地说：

　　“请您相信：人民是爱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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