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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蒙难(5)


  早在1966年12月30日,江青就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公开煽动说: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几天以后,1967年1月9日,林彪在一次会上诬陷贺龙“到处搞夺权”,是个“刀客”。说,现在很重要的一件大事就是要把“贺龙的问题端出来”。他们编造贺龙搞“二月兵变”的谎言,操纵指使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成立所谓“斗争贺龙筹备委员会”,发“通令”,游行示威,冲击贺龙住地,制造舆论,向中共中央施加压力。

  前文已写过的1933年贺龙枪决反动政客熊贡卿的事,本来早有定论,这时又被翻了出来。当年经办此事的国民党南昌行营第二厅厅长晏勋甫的儿子、武汉市第二十中学教员晏章炎于2月14 日写信给“中央文革小组”,无中生有、颠倒黑白地诬陷贺龙在历史上有所谓向蒋介石“乞降”,企图“叛变投敌”的问题。林彪见到这封信,如获至宝,立即批转江青等人,并煞有介事地派人外出“调查”。调查人置历史事实于不顾(此事鄂湘西中央分局曾给中共中央有过报告,报告就在中央档案馆),在没有取得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按照林彪、江青授意,就此事诬陷贺龙“叛变投敌未遂”,于7月12日上报中共中央。1967年9月7日,叶群在一次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会议上提出:贺龙在湘鄂西同国民党大员秘密接头,企图投敌,问题严重,要立案审查。康生、江青、陈伯达、谢富治等人积极支持。9月13日,贺龙被正式批准立案审查。

  ②1966年7月,北京大学一个工作人员就北京卫戍区曾在2月份来校联系进驻部分部队负责民兵训练一事,写了一张大字报,提出质疑。大字报的标题为“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文中没有点任何人的名。康生知道后,先说是彭真搞“二月兵变”,后又说贺龙搞“二月兵变”。8月2日,处境已十分困难的邓小平在人民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公开宣布:“这个二月兵变问题,我们查了。因为我们早知道这个事,我正式跟同志们说,没有这个事。”但林彪、江青一伙仍继续以此为借口,诬陷贺龙,迫害原红二方面军的一大批干部。当他们诬陷贺龙搞“二月兵变”时,贺龙已被送到西山,因此,他至死也不知道有这件事。

  ③晏章炎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写信诬陷贺龙,造成严重恶果,并长期作了隐瞒,1983年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追究刑事责任,判处有期徒刑7年。

  11月8日,康生和叶群亲自主持讨论和批准了对贺龙专案审查的《工作设想》,并要求专案组在工作中“不要纯客观主义,要有倾向性”,“防止右倾”,“不要被同化”。专案组一方面继续搜集复制敌伪报刊上诬陷贺龙的一些“报道”,当作贺龙的罪证;一方面派人会同有关单位把贺龙过去的一些下属干部、他们的子女乃至贺龙家乡的亲友非法关押,刑讯逼供,强令他们揭发交待贺龙的所谓“罪行”。而后将这些逼供出来的、矛盾百出的材料进行剪辑,拼凑,拍照或指供重抄,制造伪证。1968年,专案组查到了1934年3月17日,贺龙、夏曦、关向应联名写的关于枪毙熊贡卿一事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湘鄂西中央分局来信》,却故意隐匿不报,仍说贺龙“投敌叛变”并上报中共中央。

  1968年6月13日,专案组将手伸进了贺龙的西山住地。从此,贺龙、薛明的处境就更加困难了。专案组借口有人要揪斗贺龙,把居室的窗帘拉上,不许再拉开。床上的被褥、枕头也被收走了。有一段时间,贺龙夫妇整天处于暗淡的灯光下,睡在光秃秃的木板上把手臂当枕头。伙食本来不好,这时就更差了。两层的圆形饭盒里,一层是盛不满的饭,一层经常是清水煮白菜、萝卜,或是老得像甘蔗皮似的豆角。贺龙经常感到饥饿。薛明只好到被允许他们走动的山边去搞些野菜给贺龙充饥。有一次,薛明看到一些形似豆角的野菜,满心欢喜地摘了一大把用衣服兜回来。贺龙拿来一看,是一种不能吃的野菜,他向薛明笑笑说:“不能吃,你白白费了劲。”薛明拿起野菜自嘲地说:“唉,空欢喜了一场。”

  贺龙的医疗,从1968年下半年起,由警卫一师某营营部的沈医生负责。他对贺龙很关心,经常来看望,还不时帮助买些必需的药品和日常生活用品。1969年1月,这位医生突然不见了,换了一个经过6次“政审”,精心选中的所谓“医生”。这个“医生”其实是个护士,而且是个神经科的护士,根本不懂贺龙所患的糖尿病和高血压病。他按照林彪、江青一伙的授意先以检查药品是否变质为名,强行收缴了贺龙从家中带去的全部自备药品。接着,又在医疗上进行控制,减少药品和调换重要药品,使得每天必需的普通降糖药也没有保证了。1969年1月15日,专案组竟然毫无人道地对“医生”下达了这样的指示:“尽量用现有的药物,维持现在的水平就行,也不要向(像)对待好人那样”对待贺龙。

  贺龙和薛明原来住在山上。一天夜里,他们都睡了,突然来人要他们搬到下面去住。这样,贺龙和薛明不论是上厕所或在走廊里散步,都要经过那个“医生”所住的地方。贺龙明白,这是为了便于监视他们夫妇的行动。他对薛明说:“说不定这屋里还为我们装了窃听器。”薛明说:“我找找。”贺龙说:“你不用找了。有窃听器才好呢,我可以骂他们这些野心家、阴谋家。毛主席应该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再也不能总是让他们愚弄了。只要毛主席一句话,就能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我们这些受冤枉的人,不要总是处在被告的地位,也让我们说说话,这可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大问题。”

  一天,那个“医生”送来的药胶囊破裂,药末已经漏出来了,胶囊上面还有手印。薛明说:“这药不能吃,弄成这样子,谁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于是,退了回去。贺龙说:“要小心,他们是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的。”

  过了几天,那个“医生”让一个战士来送药。药里忽然多了一片其他药片,被薛明发现了。那个“医生”后来解释,说是“送错了”。贺龙说:“把药都送错了,你还算个医生吗?”那个“医生”说:“要不是上级决定,我还不愿意来呢。”贺龙说:“什么上级,我骂的就是你那个上级!医生是救死扶伤的,是有人道主义的,你这个医生是干什么的?!”说完,怒冲冲地把手杖向门口一指,说:“滚!你给我滚!”

  “医生”走了之后,贺龙对薛明说:“他们竟派来这么个蠢人。和他吵吵也痛快。他是来监视我们的,你骂他,他只有听着,向上打小报告,反正谁也不敢来见我。”又说:“想当初不该来到这里。你说,全国那么多地方,他们为什么要把我们送到这里来呢?连人也见不到一个!”

  日益加紧的折磨,使贺龙清楚地看到了林彪、江青一伙的险恶用心。贺龙对薛明说:“他们硬是想把我困死、拖死,杀人不见血。我不死!我要活下去,和他们斗到底。”他还说:“我相信党和人民是了解我的。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说话的。”

  一天,贺龙向薛明谈起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从南昌起义谈到毛泽东与朱德的井岗山会师,从抗日战争谈到解放战争,从抗美援朝谈到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他说:“这个军队太可爱了!只要这次不被他们害死,将来打起仗来,我们这些老家伙还能出把力!”他又说:“这样的军队,有人想利用它搞阴谋,那是办不到的,是要倒霉的!”一天夜里,贺龙听到了雨声,便对薛明说:“叫哨兵到走廊里来吧,别淋着了。”哨兵到走廊里避雨之后,贺龙连声地说:“好,好,过来了就好。”

  这个时候,贺龙还做了与薛明分开的准备。他对薛明说:“要有思想准备哟,他们完全可能把我们分开。”薛明说:“我不能跟你分开,你没有人照顾怎么行呢?”贺龙说:“要做最坏的准备哟!”又说:“你放心,我完全能够自己照顾自己。”几天以后,薛明被叫出去配眼镜,回来时看到,屋里的地已经扫了,烟灰缸也清理了,竹杆上还晾了一件洗好的衬衣。她明白,这是贺龙在告诉她,让她放心,一旦遇到情况,他们分开了,他是可以自己照顾自己的。

  1968年下半年,为了阻止贺龙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进一步审查贺龙的“问题”。专案组想搞“面对面的斗争”,“中央文革碰头会”认为贺龙的“脾气大,怕斗不过”,改为“背靠背”:提问题,让贺龙回答。

  9月18日,第一批“问题”提出来了:“南昌起义你干了些什么阴谋活动?你要如实交待你的罪行。”“1929年你怎样派亲信持密信向国民党乞降的?”“1933年蒋介石的招抚员熊贡卿去你处叙旧,你是怎样向他表示乞降蒋介石的?你们是怎样谈判的?最后达成什么协议?……”

  贺龙看后狠狠地把这些纸往桌子上一摔,怒不可遏地吼道:“真是活见鬼!哪里有这种事。人都给我枪毙了嘛!栽赃,完全是栽赃!白日撞见鬼了!”“我相信毛主席,不相信这些办事的人。27、29、33年的事情统统是假造的”。他们“用毛主席的指示来压我。完全是给我栽赃”!

  一连几天,他怒火中烧,吸烟很多,说话很少,不时地在屋里走来走去。有时他突然坐下来,打开笔记本,用毛笔在上面不停地写着“冤枉”两个字。那“冤”字他写得特别用力,最后的挑,写得又细又长,好像要把天戳个窟窿似的。

  冷静下来以后,贺龙以一种投入战斗的心情,针对林彪一伙的诬蔑,就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湘鄂西肃反、枪毙熊贡卿以及其他一些历史问题作了详细的回顾,让薛明记下来,作为对强加给他的罪名的反击。贺龙的回顾,不虚掩,不夸大,实事求是地说明了每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以为,这些材料或许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能够看到。

  贺龙哪里知道,毛泽东已经完全偏听偏信了林彪、江青一伙。在1968年10月13日举行的中共第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他对贺龙不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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