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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在西南军区(4)


  贺龙认识到,剿匪是同国民党残余势力进行的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涉及面很广,政策性很强,需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3月16日,他在成都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上,针对当前情况,就剿匪问题发表了气度非凡的长篇讲话。他说:从“缴获土匪的《游击根据地地理图》,《游击战术》和伪国防部‘委任状’等等文件和宣传品,以及俘虏的口供都证明,土匪组织的暴乱,乃是以国民党特务分子和王陵基创办的‘游击干部研究班’,以及少数封建恶霸,勾结惯匪流氓、散兵游勇所发动的有预谋、有组织的反革命行动。四川是国民党反动派据以顽抗的最后的中心地区,特务分子在这里特别多,因而他们在这里所作的反革命部署也就较其他地区更为周密。当我们大军挺进四川的时候,打乱了他们的组织,打昏了他们的头脑,可是,当他们稍事喘息之后,便重整反动力量,乘我们人民政权尚未巩固,扰乱社会秩序和破坏人民政权,这是不足为怪的……他们所提的口号是:‘拥护蒋总裁’,‘繁殖游击战争,坚持到第三次世界大战’,‘打穿旧军衣、戴八一帽徽的(即解放军),不打穿新军衣、不戴八一帽徽的(即起义、投诚部队)’,并且假借起义部队的番号印发传单,号召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在座的一些人中,对减租减息不满意。你们长期吃农民的,穿农民的,现在拿出点来给农民,有什么不可以呢?还有些人在暗中支持土匪闹事。有人说,土匪暴乱,就是因为人民政府实行合理负担,禁用银元,因此提出要修改人民政府的政策。这显然是替土匪、特务和封建势力说话。刘伯承主席在重庆各民主党派人士参加的会议上有一段讲话,很恰当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有些人说封建势力在此次剿匪中要来点手法,做点脸色给我们看。脸色是吓不倒人的’!我们大家见过土匪袒着臂膀,拍着胸脯,装腔作势,运用敲诈伎俩的脸色吧?但最厉害的脸色也无非是美式的、现代化的飞机、大炮、坦克了吧?这又算得了什么?蒋介石的儿百万军队还不是被解放军打败了吗?土匪有什么了不起?有些特务、土匪扬言要跟我们打游击。可以正告他们,我们共产党是打游击的祖师爷,我看他们是坚持不了多久的。土匪一定要剿灭,特务一定要肃清,这个方针是不会有丝毫动摇的。”

  贺龙这一番话,对于那些企图在暗中支持土匪,藉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同人民争权力的某些人,起了很大的震慑作用,促使他们老老实实下定决心接受改造。有位过去从未见过贺龙的民主人士,听了他的演讲,敬佩之意油然而生,情不自禁地说:“贺龙这个人真不简单啊!”

  3月23日,贺龙和刘伯承、邓小平共同签发了《西南军政委员会暨西南军区剿匪布告》,明令“各地人民解放军一致行动起来,不惜任何疲劳艰苦,以不根绝匪类决不休止的决心,坚决遂行剿匪”任务,还宣布了五项剿匪政策和十条《人民剿匪自卫公约》,号召全体人民与人民政府协力一致剿匪自卫。

  由于充分发动了群众,剿匪斗争不断深入。到4月初,各省腹地的大股土匪已基本肃清。4月4日,贺龙在欢迎西南军区前指迁到重庆的大会上说:“目前大规模的战斗虽已宣告结束,但散伏在各地的小股土匪、特务武装却亟待我们去肃清。最近土匪特务武装在各地区肆无忌惮地破坏工厂、机关,抢夺公粮,袭击我分散的部队及人民政府,到处骚扰、捣乱,梦想着‘打游击战’,苟延残喘。我们是打游击出身的,只要重新捡起游击战术来,胜利是稳有把握的。”怎样消灭分散成众多小股的土匪呢?5月上旬,贺龙在西南军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详细说明:对于剿匪,“也要树立打歼灭战的思想。有些同志说匪民不分,不能打歼灭战,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作战指挥要灵活,部队的装备要轻便,要避免用打正规战的战术去打土匪,也反对打散和赶跑了事。应该发挥艰苦奋斗的作风,不怕疲劳,穷追猛打。总之,剿匪的战术应该是:以集中对集中,以分散对分散,以隐蔽对隐蔽,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对付敌人的办法。剿匪也是反封建的斗争,因而也是长期复杂的斗争。尚未建立剿匪委员会的地区应尽快建立,贯彻党的一元化领导,以便组织各界人士,组织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力量全力剿匪。要正确掌握以政治为主、军事为辅的斗争方针,深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联系群众,各县都要建立点线联络站,进行瓦解土匪的工作。政治瓦解,必须在军事打击见效的条件下,才能展开。‘首恶必办,胁从不问(但要教育批评),有功者赏’的原则,一定要正确执行。杀掉几个首恶者是完全应该的。前一段,群众对我们不杀匪首是有埋怨情绪的。我们不杀那些骑在群众头上作恶的匪首,群众就发动不起来,但是对某些地区的乱杀现象,也是应该制止的。”

  由于西南军区正确地执行了武装进剿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针,实行了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在4个月的时间内,就歼灭了土匪19万余人。6月份,贺龙向重庆各界人士作关于西南地区剿匪情况的报告时,满怀信心地说:“这些成绩表明,人民解放军剿灭土匪是有足够的力量与把握的,现在各主要交通线上的股匪已基本肃清,各地的土匪遭到了致命打击,残匪被彻底消灭的时间为期不远了!”

  经过半年的努力,到7月止,剿灭土匪已达34万多人,比较富庶的地区和主要交通线两侧已基本净化,征粮任务如期完成,城乡工商业已正常运行。

  但是,由于西南地区土匪数量多、分布广,加上地理条件复杂,各地剿匪工作进展不平衡,因而,当解放军集中兵力在四川、云南、贵州和西康的平川富庶地区和主要交通线两侧进剿的时候,有一部分土匪逃窜到了各省交界或各省边沿地形险要的深山地区。其中贵州境内的五六万土匪,控制了边陲21个县城。他们在台湾国民党的指挥下,公然建立“政府”,开办工厂、学校,架设电台,发行纸币……准备长期顽抗。

  7月下旬,邓小平、刘伯承和贺龙主持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决定从1950年冬到1951年春,在西南全面开展清匪反霸和减租退押运动。邓小平提出: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是西南地区反封建斗争中的“淮海战役”。贺龙十分赞同这个提法。在8月下旬召开的中共西南军区党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建议把邓小平的这一提法写进《关于下半年部队工作任务的决定》和《西南军区剿匪指示第十一号》两个文件中去。贺龙主持写的这两个文件指出:“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是西南斗争中的‘淮海战役’,也是全军今冬明春的中心任务与战略任务”,在继续深入腹地清剿的同时,必须抽调足够的兵力,大力组织对边沿匪特控制区,特别是贵州边沿区的围剿和会剿。为此,西南军区从四川抽调4个师入黔会剿。

  西南地区剿匪反霸全面展开以后,防止扩大化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才能稳、准、狠地打击土匪。贺龙等及时发出了《严防清匪中误捕乱捕现象》的指示,并主持制定了《捕捉处决土匪的权限规定》,指示各部队和公安机关:“必须严格将目前仍手持武器杀人抢劫、组织暴乱之土匪特务与社会上一般之反革命罪犯加以区别。上述手持武器之反革命匪类,均应以反革命之现行罪犯,严格处理”。“对捕获之罪大恶极之匪首须即处决者,可由地委、军分区报请省、区党委、二级军区批准处决,报大军区备查”。

  1950年,西南地区展开了大规模镇压现行反革命分子的运动。这些反革命分子与土匪暴乱紧密配合,除在城市从事破坏活动外,还在农村利用封建会道门,组织伪农会,帮助地主恶霸夺田、逼租、索债、暗杀,以打击新生的农村基层组织。在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等省会,公安机关多次召开公审大会,公开枪决了一些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匪特。据1月至10月的统计,全西南地区捕获国民党特务分子6000余名,自首登记的1.23万名,破获阴谋暴动案1391起,缴获电台113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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